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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心态艺术市场论文 展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北宋京都汴梁的市集繁荣景象立刻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市井的繁荣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达状况，也反映了北宋政权的清明之治，以及百业俱兴、人民安居乐业。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势必带来文化艺术的大繁荣，如文学上有宋词的辉煌，绘画上有文人画的开端及山水画的典范，瓷器生产上有驰名中外的“官、哥、汝、定、钧”五大官窑，书法上则形成了尚意书风……由此发展下去，皇室重文抑武、嗜古成风，导致上行下效，于是精鉴藏、好雅玩的文人士大夫成为两宋艺术市场的主导力量。那么，文人的心态又对两宋艺术市场起着怎样的作用呢？本文欲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解析。 一、文人入仕的积极心态无形中助长了两宋皇室的嗜古之风 1.上行下效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王朝，似乎赵氏王族就是为文化艺术而生的。宋太宗即位后，开始诏全国各州、郡、县搜访前贤古哲书画墨迹，命待诏黄居、高文进广收民间书画作品。端拱元年（988），于崇文院置秘阁以收藏古今书画名迹，其后历代帝王皆好鉴藏。自咸平年间（998—1003）始，古物鉴藏的风气宛如“日出江花红胜火”般。如《考古图》卷二《仲信父释》载：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关西好令黄郛获西周仲信父，曾赴汴京“诣阙以献”，真宗皇帝为探求究竟，故“诏句中正杜镐详其文”。《金石录》卷十一《铭》引《真宗实录》载：咸平三年（1000）乾州守令献“古铜鼎，状方而又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宋真宗仍“诏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镐验其款式，以为史信父”。《考古图》卷三《太公缶释》载：咸平三年（1000），“同州民汤善德，获（太公缶）于河滨以献”。到了景佑年间（1034—1037）因“正乐”复古所需，一改开国初轻视古物艺术品的观念，不但变“大毁”为“不毁”，而且极力推崇人文、论道考札，大量庋藏古物。且风气日盛，乃至鉴藏之习席卷全国。如《续考古图》卷二载：崇宁元年（1102）秦州甘谷新边民耕得之“熊足盘”者，献于定西高庙。再从宋徽宗命内臣撰写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中我们也可窥见，至徽宗、钦宗朝，嗜古之风更是达到了巅峰。即便到了南宋，政权已偏隅一方，但皇帝的嗜古之风依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史?食货志》载：绍兴六年（1136）“南宋政府敛民间铜器”，绍兴十三年（1143）又“至为发冢墓”，绍兴二十八年（1158）“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间铜二百余万金”。由此可见，两宋历代皇帝，除开国太祖赵匡胤忙于军事而无暇顾及艺术品的鉴藏外，其余历朝帝王皆成为促使两宋艺术市场得以持续繁荣的领头羊。另外，我们从《宋史》中又可以了解到宋朝的“文治”，使得“文”与“官”结合得最为紧密。科举制度为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机会，即只要通过科举考试皆可进入仕途，这无疑为文人学子入朝为官铺设了一条大道，从而大大调动了文人积极进取的心态。由于皇帝老爷对艺术精品的爱好几近痴迷，有鉴藏特长的文人士大夫皆可以博得皇帝老爷的厚爱和欢心，有的甚至可以直接按才艺高低被授予翰林图画院待诏、祗候、艺学、供奉等官秩。十年寒窗，一朝科举入仕，可谓来之不易。故无论将相、百官、文人士大夫，都会在鉴藏方面下功夫以投皇帝所好，迎奉献宝之类也理所当然了。 2.独木难以成林 《东观余论?秦昭和钟铭说》：“宋仁宗庆历中（1041—1048），叶清臣守长安，得秦公钟上之。”《续考古图》卷二：宋徽宗“崇宁初（1102年始）商州得古鼎，刻文甚完……寻上之”。《续考古图》卷四：“崇宁三年（1104）甲申岁，孟冬月应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钟六枚，以宋公钟又获于宋地，宜为朝廷符瑞，寻上进焉。”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各地州郡县衙常留心发掘古物，一旦发现即向皇上进献。由一斑可窥全豹，此正所谓独木不成林。满朝文武百官从各种渠道收集古物并争先恐后进献皇上，以期得宠。宋徽宗敕撰的《宣和画谱?叙》中记载：“……乃集中秘所藏，晋魏以来名画，凡二百三十一人，计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析为十门，随其世次而品第之。”所有藏品按品第高低分门别类进行存放，可见徽宗宣和年间御府藏品之多、规格之高了。假如仅凭皇帝一人热衷于此，恐不致使其置大宋江山社稷于不顾，一味嗜古成瘾，也不致使鉴藏之癖风靡全国。只要稍稍了解中国绘画史的人都知道，宋徽宗不仅痴迷于鉴藏，而且亲自动手作画。这位皇帝知道御府的藏品优劣并存，所以引领文臣大儒鉴识题跋于名迹之上以辨真伪。这些题跋主要有欧阳修《六一题跋》、苏轼《东坡题跋》、黄庭坚《山谷题跋》、米芾《海岳题跋》、陆游《放翁题跋》、董《广川书跋》《广川画跋》、刘克庄《后村题跋》、魏了翁《鹤山题跋》等，这也形成了两宋以来的特殊鉴藏题跋文化。不可否认，这其中文人士大夫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文人士大夫积极进取的心态直接导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局面，即他们在报国思民的公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