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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构建的道德教育论文 一、文化流变：道德教育困惑的价值原因 就现今中国而言，以传统文化弱化、现代文化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为内容的文化流变构成了当前社会的文化样态。文化的流变性使得文化价值观出现多样性。在多样性的价值观指引下，人们对道德的认知出现了异质性，这使得道德教育面临着价值支撑缺乏的困境。具体而言：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互补、交融、共生的文化，但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和关注现实的特征，克服了道、释二家因注重个体内心世界、强调因果轮回而产生的消极避世的不足，成为现实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是规范人的行为、塑造人的品质的道德型文化，以“仁”“礼”为其核心。“礼”是儒家文化的直接诉求，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种族的各种道德规范和要求。荀子在《礼论》中讲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其中“天地、先祖、君师”涵盖了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在儒家文化样态中，人的行为活动都要遵循“礼”的要求，“礼”是人的一切行为活动的行为依据。而为何要按照“礼”的要求指引人的行为，则引出了儒家文化的另一核心范畴———“仁”。“仁”是“礼”的价值基础，人的活动之所以要尊“礼”是因为“仁”的要求。《论语?颜渊》中有：“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文化以“仁”“礼”为内容的道德价值取向能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供良好的价值支撑。而儒家文化的政治化过程则为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自西汉时期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时起，儒家文化便与政治权威紧密相联。从两汉时期的《白虎通德论》的修葺———隋唐时期以儒家文化为内容的科举制的确立———吸纳佛家、道家和魏晋玄学的“性理”的思想并从形而上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和阐释儒家文化的宋明理学———这一路进程是儒家文化不断系统化、学理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政治权威最终让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成为传统社会中治国安邦和个体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和文化基础。在这样的文化价值视阈中，道德修为和道德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近代社会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开始了衰落的历程。近代中国是落后挨打的中国，保守派的固步自封和西方列强的侵略让国人开始了探寻强国富民的道路。在探寻强国富民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普遍将落后挨打的局面归结于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腐朽性，积极推进以民主（德先生）和科学（塞先生）为中心的文化启蒙运动，认为“只有这两位（德、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从原有的维持封建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了受人唾弃的时代负累。如果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政治状态使得国人从感情层面抛弃传统儒家文化，那么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化、世俗化、都市化和工业化为表征的现代化过程，则从现实层面弱化和模糊了道德型特质的儒家文化。学者王正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包括世俗化、都市化，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会进一步地削弱……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已逐步由身份、声威转向财富……儒家特性的家的组织解体，家庭与家族结构日渐松弛甚至瓦解。中国文化的具体的传统的“图形”已经消失或模糊……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是传统文化消失的主要原因”。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流变弱化的同时，是现代文化占据国人的主要思想形态。现代文化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的文化形态，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依据和基础。现代文化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文化，理性是人认识并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和依据。在理性的视阈内，与人有关的包括自然界、日常生活世界和各种社会关系在内都要受到理性的审视和检阅。 哈贝马斯对理性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较为深刻的论述：“既然人和社会已不再被看作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设计，自然这种合理性的根源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因此理性成了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就成了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注重理性在工具性层面推动科技发展、促进管理规范、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却忽略了包含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理性的价值层面。这使得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在工具理性的维度内，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功效最大化的动机所支配而无视道德、情感、价值等意义世界，通过理性的谋划和分析以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工具理性的高扬使得现代文化呈现出机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的特征，产生出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利益至上的现代文化价值维度内，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异化为了工具理性统筹下的利益关系。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