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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三家思想起源的经济学分析 李井奎 先秦时代，特别是周朝“礼崩乐坏”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纷乱的年代。作为人，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困苦与挣扎是甚于之前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的。在之前的历史中，我们那些作为能“群”的部落中的人，还是面对“天”即自然进行生存的斗争，由于能群的人类本性，正式的制度文化开始形成，最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自然演化均衡状态。这，就是“郁郁乎文哉”的周礼时代。 然而，随着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升，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中，不同的集团（这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可以是部落，也可以是阶级）随着权利的演变，形成了不同的(方向不同、层次不同)利益诉求，这些诉求，正是对现有制度架构造成冲击的内在力量。经济价值的提高使得新欲望不断产生，旧有欲望不断得到扩张，这些欲望的状况反映在制度内部，就造成了利益诉求的进一步剧烈化。这种基于人类本性的利益诉求变化，对现有的制度架构造成了深刻的冲击，最终使得原有的周礼时代制度均衡状况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当然，偏离并不是一次发生就打破了原有均衡的。夏朝的创始者启破坏禅让制，是利益集团（禹部落）利益诉求的表现，而他的子孙夏桀王就把欲望贯彻到当时经济所能容纳的极限。商纣也是如此，而所谓顺应天命的成汤和周文王，也正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的结果。夏末和商末的两次冲击所造成的均衡偏离，尚且是原来制度文化架构所能容忍的。但到周之中叶，北方的少数民族率先攻入京城，作为一个外力加进了均衡架构，却引动了原有制度结构中浮动的种种力量，于是，均衡一下子被瓦解了，原有架构的恢复功能也不复存在，春秋战国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乱世！ 正是从这样的现实制度离散背景下，先秦的思想家往往从不同的人之生存处境和制度向往出发提出了各自的一套思路，然而这些套思路被后人不断解读，常常使人无法从最简单最本质的地方来把握，本文就是提供这样一个相反的视角。但我不想从纯粹哲学或者文化的角度来解读，因为一旦那样，我要么成为一个人类理性与智慧光辉的赞叹者，抑制了怀疑的能力，要么就是成为历史传统文化习惯（常常是某一个集团和一类人出自自己的某种目的建构的）下一个被同化者，变成了一个零部件，认为那样的怀疑是可笑的。我始终相信，人类思想的初始产生，一定因了一个并不十分复杂的愿望和情感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儒道法三家思想产生起源的对比，以一点经济学理路稍微进行分析，说明各家对人的关注的落脚点和对制度均衡的理想信念不同而形成的内在目标函数的差别造成了思想的最终差异！我们将发现起源问题是如斯之简单，如斯之亲切。 对人的关注的落脚点和对制度均衡的理想信念不同，常常可以看成是思想家对世局及世局中人之处境的情感和心理的变化不同，根本所在还是关注的“人”在制度均衡中的位置不同。 我们首先来看三家代表人物的身世。先来看《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我对于这 种分法，是不完全同意的。对此，胡适之先生在留美时就曾经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我对于三家出处是兼采二说，儒家用汉书，其他用胡适说。 我认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多半还是接近于社会底部的下层官吏，但史官之说，则纯属猜测。我们首先来看《论语》中的隐者，他们隐约都可见到道家风范的影子。其中，《宪问》中的荷蒉者，《微子》中的长沮和桀溺以及荷蓨丈人乃至“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 他们甚至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再来看道家的三位杰出代表：杨朱，老聃，庄周。杨朱此人，先秦典籍中有很多名字，但据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考证，杨朱，杨琚，阳生，杨子琚都是一人。刘向在《说苑》中载，杨朱“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耘”，可见，杨朱此人，是一个小的生产者，在生活上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士人。再看老子，大家都知道，他曾经为周朝管理图书。《史记》中说“周守藏室之史也”，这样的官，也绝对是个小官，不过他对历史的观察，比之杨朱应该深厚的多。而庄周“尝为蒙漆园吏”，就更加是一个小官了。因为古代学在官府，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出身于“士”“吏”阶层的，论语中的隐者可能是看破“红尘”的士。这种与底层民众相对接近，远离本身所属的权利集团核心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能够对下层民众困苦的生存环境和人性在时代中的扭曲感受颇深，自然就多了一层反思和认知。反思的结果，往往是先从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入手。 我一直认为，杨朱是早于或者至少与老子同时的道家人物，杨朱的思想在手段上还没有达到润滑圆通的地步，在目标的设定上也还太过浅露直白，所以，虽为“不归杨则归墨”的显学，却为天下士人所攻讦。而在这两方面，老子的手法都比杨朱高明的多。 在出身下层士的杨朱看来，在“春秋无义战”的纷乱年代，统治者最不重视的就是普通民众的生命，在这里，生命只是实现利益诉求的手段，作为手段的生命是怎样一种处境呢？“一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