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户与宗族是国家基础性治理单元的辨识及其逻辑-农业经济学及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资料.docxVIP

家户与宗族:国家基础性治理单元的辨识及其逻辑 ——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分析 国家治理单元的辨识和研究是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围绕治理单元问题进行了专门阐述，并强调“基本单元的性质决定了由它所组成的上层体系的性质，只有通过基本单元的性质，才能阐明整个的社会体系”。由此，要理解作为“上层体系”的国家，就应首先明确其基本治理单元。从历史上看，家户和宗族均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但何者更具基础性？围绕这一问题学界存有争议，并形成宗族单元说和家户单元说两种理论取向。本文以“深度中国调查”材料为基础，尝试对家户和宗族两类治理单元的基本性质进行分析，以期从比较的维度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治理单元加以辨识，并考察其背后的机理与逻辑。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基础性治理单元（或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的最小“细胞”，主要指构成国家机体的最基本、可独立的人的群体。在基础性治理单元之下，不可再分为“独立的”群体或个体，群体或个体只是基础性治理单元的构成部分，反映的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摩尔根围绕治理单元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氏族是古代社会“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组织单位，它是古代社会的基础”，而由氏族组成的胞族、部落等社会组织“以几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来”。在他看来，基本治理单元决定着整体社会的性质，“因为印第安人组织其社会时所依据的社会政治体系即以氏族为其基本单元。这种单元组成的社会结构必然也带有这种单元的特色，因为单元如此，其组合物也会如此”。由此，基本治理单元也势必对国家和民众的政治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正如摩尔根所言，“人民如果要学会自治之术，要维护平等的法律和平等的权利与特权，那就必须从基本单元开始”。“基本单元是怎样的，其复合体也是怎样的。”由此，正如基因之于人体一样，有什么样的基本单元，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二者具有内在的互构性。 基础性治理单元构成国家的治理根基。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治理样态，就应首先对该国的基础性治理单元加以辨识和研究。那么，历史上中国的基础性治理单元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判断。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大体形成了两种理论取向： 一是宗族单元说。持这一主张的学者将宗族视为中国国家的基础性治理单元并尝试从宗族来理解中国的国家形态和国家治理。如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指出：“吾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而我之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冯尔康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费孝通则更为清晰地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社区是“小家族”，存在于家族中的家庭只是社会圈子中的一轮，不能说它不存在，但也不能说它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不是一个团体。一些学者进一步认为，宗族不仅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而且与国家在治理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如韦伯就将中国视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殷海光也认为：“在所谓‘专制时代’，中国就是以一个家族作中心统治着所有的家族。”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将宗族组织看作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基础。对此，费孝通就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是一种皇权和绅权共同作用的“双轨政治”，皇权的行使依靠官僚体系，士绅进行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则是宗族。 二是家户单元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家户才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治理单元并从家户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国家治理。如巴林顿·摩尔就认为：“在村庄里，最基础的经济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是家庭”，“中国的村庄与其说是生活和功能性的共同体，还不如说是众多农家的聚居地。”林耀华也明确指出，家庭既是最小的单位，也是“最后的经济单位”。而在费正清看来：“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近年来，徐勇提出了“家户制”概念，并明确提出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基本认识。他以印度和俄国的村社制传统为参照，指出以强大的习俗为支撑的完整的家庭制度和以强大的国家行政为支撑的完整的户籍制度共同构成的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或本源型传统，并规制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对于家户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关联性，也不乏学者论述。如孟德斯鸠就认为：“（中国）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卢作孚则认为：“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就农业而言，一个农业经营单位是一个家庭……就政治而言，一个衙门往往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官吏来了，就是一个家长来了。” 总体上看，以上两种理论取向均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也为我们认识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宗族单元说还是家户单元说，总体上是学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