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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学假想敌批判思考 我一直觉得，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征程 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文言文、 八股文成了我们的假想敌和替罪羊， 我们用 它们发泄我们内心深处的仇恨， 抚平我们内 心深处的创伤，并在这个基础上构造我们的 意识形态景观。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替传统 文化、文言文、八股文翻案，我也不否认它 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且我对它们也 绝无好感可言。但这一切，都无法抹去我的 印象：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文言 王、八股文的确成了我们的假想敌和替罪羊。 它们是如何成为假想敌和替罪羊的？这个 过程揭示了怎样的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 制是否至今还在支配我们的想像和行动？ 便是不得不问的问题。[2] 一切都起源于悲惨的中国近代史。和世 界史上许多巨大变革发生在战败之后一样， 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都刻着“战败” 二字。先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帝国 步步深入中土，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 地，主权在一天天地丧失。随后是甲午战争 的失败，我们与日本人签下了城下之盟一一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情大愤，“救 亡图存”成为时代大潮。 我们谦恭地学习日 本的君主立宪制度，试图进行变法维新，结 果以惨败告终。辛亥革命成功的喜悦，很快 为反革命的复辟一扫而光，知识分子终于明 白了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道理， 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以思想革命奠定政治 革命的根基。思想启蒙、文学革新，如同冲 破闸门的洪流势不可挡。 这时一切都具有了 救亡图存的性质，带上了求医问药的特点， 染上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色彩。 在 救亡图存的宏图大业面前， 一切的一切都要 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反映现 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 “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功用。这便是意 识形态的三大作用。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文学艺术的价值 并不取决于它的自身的“美悦作用”， 而是 取决于它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意 识形态的功用。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很 好发挥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更不是所有的 文学作品都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全部功用。 曾 经出使过日本、美国的维新派诗人黄遵宪， 较早向国内介绍他在日本看到的“泰西之 学”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西洋景，写过 〈〈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这虽然开 阔了国人的眼界，引起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 梁启超的重视，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意 识形态，没有发挥出多少意识形态方面的功 能。严复留学英国仅三年，就对英国的文化 思想有了相当了解。甲午战败之后，他且写 且译，著述颇丰。这些看上去零零碎碎，却 暗藏了中国人近代以来迫切需要的意识形 态——“科学”和“民主”。相比之下， “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更为强大一些， 它 的解释功能、价值规范、行动取向在当时都 是无与伦比的。进化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在中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它是批判复 古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旗帜，也是维新派、革 命派进行维新或推进革命的理论依据。 在文 学上，“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3]的文 学进化论，贯穿在梁启超、王国维、胡适、 鲁迅等人的文学思想中。和严复一样，梁启 超也是民主主义的倡导者。 早在戊戌变法前, 梁启超就主张学习西方实行改革。 变法失败 后他流亡日本，在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 民丛报》时就提出了 “新民”说，认识到 “欲新吾国，当先新吾民”，“欲救今日之 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 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他们从海外输 入的学术思想都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思想， 目 的都不在于探讨“学理”，而在于寻找救国 的“真理”。由“学理”到“真理”，“学 理”的“真理”化，恰恰是学术思想意识形 态化最关键的一个步骤。从深层看，中国的 启蒙主义者在不遗余力地瓦解旧意识形态 的同时，又在倾尽全力地建设新意识形态 ——“破旧”和“立新”本来就是意识形 态建设的一物之两面。我们不仅热衷于把西 方的学理意识形态化， 而且还把中国传统的 意识形态进行了 “非意识形态化”的处理。 如果说前者的目的在于“探求真理”， 那么 后者的目的则在于“揭穿谎言” O 限于当时 危机重重的社会局势，“揭穿谎言”的过程 无疑也不具有学术探讨上的严密性： 它把中 国制度问题归结为中国政治问题， 把中国政 治问题归结为政治思想问题，把政治思想问 题归结为古代政治思想问题，把古代政治思 想问题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问题， 然后把中 国传统文化化约为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 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饿死事 小，失节事大”之类的标语口号，称之为 “礼教”、“名教”、“三纲五常”，完全 抛弃了宋明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等精密的学 术思想。在此基础上，把一切具有贬义色彩 的词语扣在儒家学说头上。这实际上是把儒 家文化当成了假想敌和替罪羊，从而进行有 效的思想统 一、社会动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