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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和对策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和对策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密切相关，其进步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人权保障水平，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小宪法”。今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实施、1996年修订，时隔十六年后的又一次修改。这次修订从我国国情出发，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作了重要补充和完善,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此次修法的重头戏，不仅将其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写入总则，而且人权理念贯彻于此次修法的全过程，总则及各篇章均有体现，对于更好地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涉及公诉工作的修改内容有不少也与强化人权保障有关，给我们做好公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诉是检察机关核心标志性职能，以控审分离为基础的公诉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基石之一。公诉工作既处在同犯罪斗争的第一线，又处在诉讼监督的最前沿；既是侦查活动的监督者，又是审判程序的启动者和诉讼活动的纠错匡正者，做好公诉工作对于有效地保障人权、准确地打击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其他任何诉讼环节都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做好公诉工作至关重要，在公诉工作中落实好人权保障制度更是十分重要。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谈谈公诉工作与人权保障的问题以及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一、刑诉法修改涉及公诉工作及人权保障方面的主要内容 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公诉工作及人权保障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十大方面。 （一）进一步完善了证据制度 新法从证据的概念、种类、证明标准、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衔接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证据制度。同时又对专家证人、鉴定人出庭等问题作出了修改和更加详细的规定。 1、修改了证据的概念。旧法将证据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新法将证据概念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后者比前者少了“真实”二字。旧概念更加注重客观真实，而新概念更加注重法律真实。证据是证明信息与证明载体的有机统一，旧概念将证据也视为“事实”，容易与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相混淆，新概念用“材料”来定义证据，更准确也更客观。 2、调整了证据的种类。新法还将“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以及“电子数据”纳入法定证据种类，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从“结论”到“意见”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意义重大，有利于强化证据审查，避免办案人员过于迷信科技证据、简单采信鉴定结论的问题。 3、增设了“专家证人”条款。第192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是对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人制度的吸收和借鉴。例如澳大利亚的判例就认可了专家证人制度，新近的判例更加突出专家证人的中立性，要求专家证人应在其专业领域内向法庭提供独立、客观、无偏见的证言。 4、完善了证明标准的内容。两高三部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从五个方面对证据确实、充分进行了细化。新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证据确实、充分的涵义明确为三个方面：①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②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③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旧法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只强调定罪事实没有强调量刑事实，原来只是一般性的要求“确实、充分”，没有强调要“排除合理怀疑”。如果直接从字面理解，“确实、充分”并不包含排除合理怀疑的意思。 旧法中的“确实、充分”更多地反映了一种正向求证的思维方式，其优点是有利于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案件，但缺乏反向思维的推敲和验证，容易使办案人员疏忽证据体系中的疑点和矛盾点，导致错误认定案件事实。而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反向思维方式，将其纳入证明标准有利于办案人员综合运用正反两种思维方法，对案件事实既运用证据进行正向证明，又运用排除合理怀疑进行排他性检验，即反向证明，这样经过正反两方面的论证之后，所得出的证明结论也就更加可靠。 5、解决了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的证据衔接问题。新法第52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而明确了行政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但是法条所罗列的都是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是否可以不经转化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有待进一步明确。另外，纪检监察机关调取的证据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否比照适用此规定，都需要探讨。 （二）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修订前的刑诉法仅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