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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联邦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公民享有隐私权，但是无论是权利法案提供的特定保障，还是联邦宪法修正案第9条所确认的“剩余权利原则”，或者是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确认的未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自由”，都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广阔的宪法空间，而“隐私权的广泛性足以涵盖妇女自行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而隐私权是受到联邦宪法所保护的，所以妇女堕胎的选择权属于联邦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 概念：只有个人权利才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和法定自由。而这种个人权利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固有权力。 范围：不能够破坏某种“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而且权力的实现不能够超出立法的目的。 2、尽管联邦宪法没有关于“人”的解释性定义。但是，每一条款前后文都清楚显示：“人”一词仅仅指已出生的人，而不包括胎儿。所以，胎儿不属于法律上的“人”，也不是基本权利的主体。在一定情况下，如在普通法的侵权和继承的狭窄范围内，例外地将胎儿视为“人”，并且胎儿是基本权利的主体。 3、德州法律没有区分妊娠早期和晚期的堕胎，将“抢救母亲生命”作为允许堕胎的唯一理由，而排除了堕胎涉及的其他利益（隐私权），所以德州刑法禁止堕胎的规定对基本权利构成了限制。 只有当胎儿具有母体外的存活性之后，保护未出生生命才能成为限制堕胎的正当理由。 决定堕胎与否的个人隐私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在考虑保护孕妇健康与保护胎儿生命两种不同的国家利益时，存活的可能性是划分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和妇女选择权的一条基本界限。为了在这两种利益之间划分一个明确的界限，将妊娠期分为三个阶段 在妊娠头3个月，堕胎危险性小于正常分娩，政府没有必要为保护孕妇健康而限制堕胎，孕妇可以与医生商量之后，自行决定是否堕胎，不受法令限制。 是在妊娠头3个月之后，胎儿具有在母体外存活的可能性之前，堕胎危险性增加，政府得以保护孕妇健康为目的限制堕胎，但是，限制手段只能以孕妇健康为必要。 是在胎儿具有脱离母体存活的可能性（一般第24周至第28周）之后，政府可以为了保护潜在生命或者孕妇健康而采取包括禁止堕胎在内的措施，除非堕胎是为了挽救孕妇的生命。 （1）即使堕胎是一种基本权利，国家也没有义务资助妇女堕胎。如果国家完全资助妇女堕胎，就是抛弃了胎儿的生命权、妇女的健康权，只维护了妇女的选择权；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国家有义务资助妇女堕胎，如妇女没有能力支付金额且生命处在危险，必须要进行堕胎的情况下。 （2）在鼓励生育的政策下，不资助堕胎不违背平等保护原则。鼓励生育政策是为了增加胎儿的生命，而不资助堕胎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在保护胎儿的生命；堕胎对妇女的生命健康有较大的损害，而鼓励生育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妇女健康的损害，两者都体现了对妇女健康权的保护。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妇女的生命健康还是胎儿的生命权，都体现出平等保护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