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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 尊敬的左庭长及各位审判员： 被告人傅红军，男，1977年6月12日出生，因涉嫌非法拘禁案于2015年2月8日被建湖县公安局予以监视居住，后于2015年2月16日变更为刑事拘留，与2015年5月8日向建湖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已退回公安补侦，现该案最终于2015年9月28日起诉到贵院。然，被告人傅红军截止目前为止羁押的期限已近达9个月之久。辩护人通过查阅案件卷宗、会见被告人傅红军及对照我国刑法对非法拘禁罪名的规定及司法解释，认为即使该罪名成立，但针对其在该罪中所起的地位、作用及社会危害性等情节，被告人傅红军的刑期最多应在8－9个月期间。而现在，该案刚刚起诉至贵院，虽开庭时间已初步确定，但即使开庭顺利完毕，但距案件判决尚有一段时间，再加上年底案件积压，急需结案等客观原因，势必会导致对被告人傅红军关押的刑期有可能超过法院最终对其判决的刑期。因此，针对这种很有可能实际发生的情形，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傅红军予以变更强制措施。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傅红军的犯罪手段、作用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 1、该案发生在2010年7月，距立案也近四年多，几乎超过刑法规定的五年追诉时效。案件发生时、发生后到至今，被害人许栋没有提出过异议，更没有因该拘禁的行为遭受到严重后果。 2、该案件发生时，虽然几个被告人对被害人许栋采取了轮流软禁、看管，但在整个过程中，被告人傅红军对许栋的态度相对郭宗红、“小胖”来说还是较友好的，没有像他们经常对被害人许栋辱骂、欧打，此细节在被害人许栋的陈述材料中得到证实。虽然，被告人傅红军在拘禁过程中也有扇被害人许栋嘴巴的情节，但当时的情况是由于作为老板的郭宗红发现傅红军从没打过被害人，并直接表达出“两人快成朋友”极不满意时，身为打工的傅红军为了附合老板，故为了“表现”自已对老板的忠诚，才动手扇了许栋几耳光，但手段极其轻微，且只有两次。从这情节看来，被告人傅红军本意上是没有主动、积极的殴打许栋的主观故意及愿望。 3、该案是因民事纠纷引起的刑案，被害人本身也有过错。该案中，被害人许栋以搞酒店为名向被告郭宗红借款8万元，但郭宗红知道许栋借钱的用途并不是投资而是另作他用后，顿感受到欺骗，故立即要求被害人许栋偿还，而许栋总以回避的方式拒还借款，方引起该案的发生。但辩护人认为，如换个角度而言，当初许栋借钱不虚构借款理由、当郭宗红发现事情真相后立即进行偿还、或不回避直接与郭协商达成还款计划等，或许郭宗红就不会恼羞成怒，采取过极的方式来追讨债权，该案的悲剧可能也就不会发生。 4、没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该案中拘禁行为虽持续了七、八天，但除了前期郭宗红经常粗鲁对待许栋外，在后面的几天郭宗红在发现许栋的确没办法还钱后，态度也逐渐好转，也没有继续漫骂、殴打情节。关押期间，也基本上保障被害人的睡眠、饮食，最后是郭宗红主动放弃继续关押让其离开，没有给其及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二、被告人傅红军为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1、被告人傅红军是郭宗红的驾驶员，双方之间为雇佣关系，傅红军听命于郭宗红，接受其授意、按排。被告人傅红军于2010年3月为被告人郭宗红打工，任职驾驶员。该岗位的性质决定了傅红军的工作时间不具有固定性及工作内容无条件的接受、服从，以致于郭宗红来按排傅红军等被告人找到被害人许栋，并进行看管。 2、该案的整个形成、实施，都是由郭宗红一人按排、指挥。从傅红军约杨芹电话联系、聊天、见面，包括车辆的提供都是由郭宗红谋划、按排，当通过杨芹来到无锡找到许栋后，也是由郭宗红、小胖直接闯入宾馆、强行带着许栋回到盐城，关押至宾馆，傅红军并没有参与，更不知郭宗红在找到许栋后要将其拘禁；后，面对郭宗红对许栋的强行关押，又在作为老板郭宗红的按排下进行了看管，整个案发过程中，看管人员的分工、关押场所的调整变动、住宿、吃饭等费用、与杨芹、被害人父母见面谈话，都是由郭宗红负责及按排。傅红军当时只是作为郭宗红的驾驶员，服从了自已老板郭宗红的按排，来看管许栋帮老板要钱。 3、该案发生后，事隔近五年。而傅红军在2012年初离开郭宗红就再也没与郭联系过，包括许栋，很明显当初傅红军的看管行为完全是出于帮助郭宗红向许栋讨要债权，最终得利的人是郭宗红。而郭宗红时任傅红军的老板，拿人家的工钱必须要听命于他，此无奈而为之的情节，请求贵院能够考虑！ 4、该案属共同犯罪，但应将各人的行为与整体行为进行区分与细化，将行为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不能笼统认定。建湖县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中也明确了该案的形成完全是在被告人郭宗红的指使下而实施，且都有具体的分工和作用，故傅红军在该犯罪行为中，充当的仅仅是辅助及次要的角色，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从犯的认定。 三、被告人傅红军有坦白情节，悔罪态度较好，且系初犯。 1、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