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国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法制.docxVIP

分析我国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法制  　　一、我国行政问责的法治化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在行政问责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使行政问责经历了这样一个开展历程:从权力问责开展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 　　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我国行政问责以权力问责为主要特征。这一阶段领导干部对责任的承担,主要根据上级组织或领导的意图和建议,没有明确的或有针对性的问责制度,只能比照有联系的纪律处分规定和法律法规的个别条款,随意性较大,且集中于有重大过错的、发生重大事故的领导干部,如1980年8月,国务院对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作出处理决定,解除石油部部长宋振明的职务,并对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1988年1月,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旅客列车发生颠覆事故,造成88人死亡,62人重伤,国务院接受了时任铁道部长丁关根引咎辞职的请求。 　　从本世纪初到现在,我国行政问责进入以制度问责为主要特征的阶段。2021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在香港推行高官问责制;,此后,尤其是2021年非典事件后,大陆各地相继推行了这一制度。这一阶段有了相对明确或有针对性的问责制度作为依据,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方式等多方面进行了规定,一定程度上减小了问责的随意性,但这种制度建设多是政府和政党的行为,且主要针对某一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