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西方传播理论溯源与流变《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pptVIP

一、批判传统的哲学根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一切思想体系、观念和理想持一种谨慎的、怀疑的态度正是马克思 的特点”，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迄今最为完善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在传播学领域，存在三种直接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批判路径：文化工业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晚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二、传播研究的三大批判路径 马克思 对工业逻辑的揭示启发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文化工业理论。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发现以及卢卡契等人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高度重视推动了英国文化研究在 “二战”后的转向，并在 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席卷欧美的一种学术思潮。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揭示启发了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他的受众商品论形象地揭示了传播业中从业者与广大受众的异化劳动，由此开创了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一）法兰克福学派及其 “文化工业理论” 面对法西斯的暴行、战后的创伤、斯大林社会主义等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并试图寻找原因。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变得不可能，只有通过文化上的“自我救赎”才能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问题。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断言，无线电广播之于法西斯，正如印刷业之于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他们在 《启蒙辩证法》中批判的， 正是工业逻辑侵入文化领域并为其建立统一标准的过程。 （二）英国文化研究及其结构主义转向 英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完全看不到受众对媒介传递的信息具有一点主动反抗的痕迹。他们指责法兰克福学派不理会受众的抗争，过于精英主义，也过于悲观。 文化研究起源：20世纪50、60十年代理查德· 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 EP汤普森等人将研究视角转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关注文化经验和意义的生产。 （二）英国文化研究及其结构主义转向 结构主义转向：20世纪70年代，斯图尔特成为文化研究学派的领导者。他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引入文化研究的传统中。在英国，新左派成员与“老左派”之间爆发了所谓 “文化马克思主义”与 “结构马克思主义”之争。 葛兰西：通过 “领导权”的运作，意识形态主导的观念转化为一种 “常识”，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与通俗文化的方式进行渗透，让大众自愿地接受主导的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中介，具有 “相对自主性”。 （二）英国文化研究及其结构主义转向 结构主义者通常从社会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理解其中的分裂和矛盾，理解个体身份的产生与认同。 这些思想到了霍尔那里，则转化为编码的过程———传播者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在编码的过程中结构化。 文化 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无法解释这一对矛盾：一方面，在宰制性的编码面前， 何来主动的解码？另一方面，在反抗式解码成立的前提下，哪来的意识形态宰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 文化研究对经济还原论的抛弃及其幼稚的民粹主义色彩引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对。他们指责法兰克福学派无视在传媒问题上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复杂博弈。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活中 “控制与存在”的学科。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一个社会如何组织其自身组织，管理其事务，以及如何适应或不适应所有社会都会面临的必然挑战”，而存在指的是“人们如何生产其所需以便再生产其自身以及社会”。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 按照地缘和理论源流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两大研究派系：“北美”与 “欧洲”。“欧洲”派系的卡伦等人将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斥为 “新修正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同样存在争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迈思与英国的默多克、加纳姆等人曾经爆发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史称 “盲点辩论”。 “盲点辩论” 斯迈思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媒介研究方面没有分析大众传播体系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大众传播及其相关的社会制度与现象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盲点”，批判的矛头直指文化研究。 英国的“批判社会学者”尽管不同意斯迈思的 “经济简化论”观点，但也对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多义性”和 “受众自主性”持怀疑态度。 默多克和加纳姆强调大众传播体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事生产的经济基础，又是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正当性的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 三、批判主义传播理论的当代发展 从黑格尔、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这是一个 “漫长的征程”。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传媒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当代批判主义传播理论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改变过去单一、宏大和精英主义的表达，以一种更加多元、微观、边缘的视角，重新审视当今社会的各类传播问题。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