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研究——银行资本结构的视角.docxVIP

摘要：依据债务税盾理论，本文分析了所得税作用于银行资本结构进而信贷投放的逻辑，在此基础上应用2004—2013年中、外资银行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借助2008年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政策冲击，基于两类银行之间差别化的税率调整以及政策前后两个维度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率 下降通过充实银行资本、提高资本质量，促进信贷扩张；实际所得税税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银行信贷增速上升0.73%，按样本银行贷款均值3000亿元计算，相当于平均每 家银行增加信贷投放21.9亿元。本文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财政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对思考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的方式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税收政策，债务税盾，信贷渠道一、引言 受国际严峻形势及国内长期性、周期性、结构性因素交织的影响，近两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连续几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 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聚焦减税降费，旨在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稳健的货币政 策旨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动金融服务实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央再次要求加大逆周期调控节奏和力度，对冲疫情影响。 在传统理论框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平行的两项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相互配合，但传导机制相互独立。以税收政策为例。在企业端，已有研究发现，减税可以 通过刺激投资、扩大就业，作用实体经济（Zwick and Mahon，2017；许伟和陈斌开，2016；申广军等，2016；聂辉华等，2009），也可以通过影响要素相对价格，激发企业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后劲（Liu and Lu，2015）。在家庭方面，减税能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促进消费（Agarwal et al.，2017；徐润和陈斌开，2015；汪伟等，2013；王鑫和吴斌珍，2011）。从以上传导渠道看，减税主要通过产品市场（投资、消费）和劳动力市场（就业）作用经济运行，而减税能 否通过金融市场（如信贷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很少受到关注。但众所周知，信贷供给对于实体经济诸多方面有着显著影响，如企业出口（Amiti and Weinstein，2011）、雇佣（Chodorow-Reich，2012）和投资（Kalemli-Ozcan，2016）等。如能证实财政政策可通过金融市场发挥作用，将能极大拓展我们对宏观政策运 行机制的理解，丰富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索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的方式，目前主要的做法有两个：一是明确政策重心，要求在两项政策各自领域积极发力；二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和 环节，实施政策“穿透”，加大协调配合。例如，根据2018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由中央财政出资并撬动金融机构资金，组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目的是通 过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9月5日发布财税[2018]91号文，规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 增值税，旨在通过减税激励金融机构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再比如，设立并及时拨付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化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过程中的职工分流安置、推动清理“僵尸企 业”，减少无效资金占用。分析可知，上述政策主要是由财政部门启动主导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 事实上，不仅中国在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的探索，国际上也有类似的取向。例如，2018年巴基斯坦政府颁布《国家金融包容战略》五年实施计划，规定金融机构 为优先部门提供贷款支持的，其所得税税率可享受由当前的34%降至20%的优惠。金融机构是货币政策的传导中介，同时作为企业主体之一，也是财政政策作用的对象。这 就不难理解，为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选择通过财政政策驱动货币政策聚力提效。不过正如前面已指出的，虽然实践上已有一些探索，但理论上成体系的研究还不 足。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商业银行是企业融资最主要的来源，银行体系也是货币政策传导最重要的渠道（Bernanke and Blinder，1992），基于此，本文以税收政策为例，考察减税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 本文首先基于债务税盾理论，分析了所得税作用于银行资本结构进而信贷投放的逻辑。具体而言，减免所得税降低了债务融资的税盾价值，因为债务的利息支出可在 所得税前扣除（税盾），税率越低，扣除的价值越小，使得债务融资的税收优势减弱，激励银行扩充权益融资，其中最为容易的方式是将利润更多地留存，形成留存收益 （Schepen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