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政治意义.docVIP

PAGE / NUMPAGES 切尔诺贝利的政治意义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20年后，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回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技术性灾难时仍认为，说苏联领导人有意隐瞒事实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和其他人一样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不管戈尔巴乔夫如何为自己及其同僚当年的行为辩解，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最先遭到核辐射侵害的切尔诺贝利周围的当地人却是最后知道这个灾难性消息的人。四号核反应堆的爆炸发生在4月26日凌晨1时23分，随后不久，大规模的核泄漏就开始了。离切尔诺贝利最近的普里亚特镇居民当天下午两点开始撤离，但政府告诉他们只是发生了火灾，当天有16对新人还在小镇上举行婚礼，婚礼举办地离事故发生地的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 克宫的自大和傲慢 4月28日晚9时，苏联发布了第一条关于此事的消息。但塔斯社的报道中只是称，“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不幸事件，核反应堆中的一个出现了事故。”报道没有提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没有提伤亡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对正在扩散的核灾难不置一词，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当晚11时，丹麦一家核研究机构宣布，他们检测到离基辅约8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核泄漏事故。这一消息在欧洲一家电视台播放后，迅速在整个西方世界扩散，所有的人都知道苏联已发生了巨大的灾难。 从4月29日起，瑞典、丹麦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都已经检测到核尘埃的侵入，美国总统里根也宣布，美国通过卫星照片已确悉切尔诺贝利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核泄漏。面对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苏联领导人决定对切尔诺贝利的有关信息采取分类区别对待的政策。苏联公民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将获知有关此事的最低程度的消息，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则可以获知全部信息。10年后，这一举措被乌克兰著名记者雅罗申斯卡娅揭露，他称之为“86弥天大谎”，指责苏联领导人在危机到来后对西方的“先生们”说真话，却对自己的人民撒谎。 5月2日，在整整两周的沉默后，乌克兰卫生部长拉马年科终于就切尔诺贝利事故作出了官方的医学声明，承认切尔诺贝利爆炸导致了严重的核泄漏。在这个声明发出3天后，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就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核泄漏造成污染最强烈的通常是头15天，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已经比这个期限晚了整整两天。但即便如此，这份讲话里所体现的也仍然是克里姆林宫一向的自大和傲慢，对苏联政府在事故之初掩盖真相没有作一个字的道歉，对政府救灾行动迟缓没有表示丝毫批评，对事故给苏联邻国所带来的损失也只字不提。除此之外，讲话里充斥着的就是国家对此事无能为力的宿命论调。戈尔巴乔夫强调这是现代技术力量失去了控制的结果，事故完全是客观原因所造成的，是利用核能必然会带来的风险。苏联核战略一直强调要打赢核战争，因此在官方的宣传中，苏联拥有足以在核战争中维护本国人民安全的核民防能力，但在现实面前，这样的论调不堪一击。 在此之前，以改革和公开性口号登上苏联政治舞台的戈尔巴乔夫很受世界舆论的好评，西方国家更是对他寄予希望，苏联的国际形象也大有改善。但这次事故使各国看到苏联离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还相差很远。苏联领导人的危机处理方式显示了他们仍把维护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治形象放在第一位。尽管是世界核技术大国，但在事故的处理中，苏联政府完全缺乏纯技术角度的诚意和经验，整个官僚机构的运作也只服从政治考虑，而且苏联境内还有大量的军用和民用核设施，这让国际社会、尤其是苏联的欧洲邻国担心，万一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世界还会面临更严重的灾难。 戈尔巴乔夫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当天上午，苏共政治局就开会讨论局势，随后组织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来处理事故后果。但在自己最新的《未受惩罚的犯罪：切尔诺贝利20周年祭》一书中，雅罗申斯卡娅利用他获得的苏共档案指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第一次会议是在4月29日才举行的。从5月4日起，执行委员会开始陆续收到有关疏散当地居民的报告，这些报告中对灾区的核污染程度作了详细的说明。因此，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决不可能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受到了拉帮结派的技术官僚的蒙蔽”。 书中还称，在获悉核泄漏造成巨大污染的实情后，苏联政府一方面通过官方媒体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布事故并不严重的消息，称污染已得到控制；另一方面则通过行政指令要求所有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知情者严守秘密。在1986年6月27日的一份名为《关于加强在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工作中的保密制度的命令》的文件中，对保密的范围作了详细的规定。文件中强调，“对此次事故的所有信息要予以保密（第4条），对治疗的结果要予以保密（第8条），对参与救援工作的人员所受的放射性污染的程度要予以保密（第9条）。”文件的签署人是苏联卫生部第三局局长舒里任克，并呈送给全体政治局成员。 苏联的解体 由于一切都要听从莫斯科的指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甚至没有权力向受害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