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书评.docxVIP

一、具象浮出水面——冲击下的社会基层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落后的农业文明的国家被进入工业文明的国家所打败，国门窦开，充斥工业社会所该有的物质与社会文化由此也缓慢而坚定的涌入。在这个过程中，古典中国逐渐沦丧、现代中国在痛苦与血泪中着床、分裂、分化，进而形成了一个心脏跳动有力的胚胎。 这是我们已然知道的一种“历史事实”，它在社会传播中，以蘸取着多方面的力量而不断被重复，充盈于我们的耳朵。然而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更多的还是突出了在那个时代中弄潮之人，至于潮水之中如何，因为各式各样的局限，而处于被“失语”的状态。针对于当时的社会基层，尤其如此。 本书的意义之一，即是替读者刻画出社会基层的一种带有“保守”与“迟滞”的“混沌”性的流动面貌。 首先是在鸦片战争前夜，冲击下的社会基层，一方面迫于生计的压力而移民东南亚甚至于欧美，另一方面是迫于生计而产生出的“会党”。第一方面本文不论，重点就是第二方面，这种迫于生计而产生出的“会党”，并不代表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党派”性质，而更切近一种随时可产生、随时可消亡，既可以牵扯于官府与地方上的豪家，又可以与官府、地方上的豪家作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往往并不能简单的概述之。当然，如果我们意识到，究其实质这种局面是源于“会党”中的“人”的复杂局面所导致的。这个往往意味着社会基层，是一种难以描写清楚的“混沌”局面。 这一局面随着鸦片的进入，产生了更为复杂的面貌。《代谢》向我们说明“从1800年到1820年，20年间，每年输入的鸦片在4000箱左右。以后逐渐见长，从1839年到1840年，达到3.5万箱”（P46页第4行），这种倾销性质导致的，不仅仅是什么浪荡纨绔成为受众人群，其带来的影响对象，“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见本书引，P47页）。而且这种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地，社会舆论传播中形成的“时尚”效应，迅速由南及北扩散。江西人黄爵滋（1793—1853）在《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指出，“盛京等处”，“近亦渐染成风”。这种受众的扩大、地域的扩大代表着冲击的广泛性。这一结论意味着，伴随着鸦片倾销进入的非中国本土特有的物质文化也参与到中国本土社会的演进（时间上的单程性，非是一种价值上的“演进”）中来。 “民以食为本”，国门窦开之后，除开鸦片倾销，更为强大的是各种洋货的冲击。这种冲击由上由下产生了两种方面的影响。对上的方面是直接干扰到传统 sourceType:article,sourceId 赋税制度的实施，对下的方面是在最基层的延续了多年的自然经济逐渐崩溃。这种经济局面，直接影响的就是导致更多的普通百姓从温饱的边缘掉入困苦的生活之中——这是诞生后来“太平天国”的重要土壤。这是一种历史大势，但是当介入当时普通人之中时，往往能够发现的是，一种“裹挟”、一种“迫使”。 “青帮”性质的“帮会”尚未成为一种主流之时，存在于基层社会的更多的是一种依托于错杂各类神衹而成的带有宗教性质的“教会”（非ecclesia之“教会”，下同），白莲教、天地会乃至 sourceType:article,sourceId 拜上帝会即系此种“教会”中较为突出的三种（西北回族起义中的主导势力，也并不能够脱离这种“教会”性质）。本来，这三种“教会”无一例外都把一种“太平之世”作为激励与会者，吸引会外者的“目标”，并由此带上了一定的反对当时朝廷的政治色彩。但是，具体到“白莲教”、“天地会”来说，当明末的自然经济的崩溃逐渐为清代的自然经济的恢复所代替之时，这种乌托邦性质的“目标”便在一种自给自足性质的生活中开始失去他所具有的“魅力”。唯有当自然经济为依托工业生产而出现的商品倾销冲毁时，才在这一浪潮中“失去明天”的人那里重新得到“魅力”。 前面我们说到“裹挟”、“迫使”。这种“裹挟”、“迫使”的产生，结合上段所介绍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失去明天”的百姓在这些“教会”中重新看到了明天，亦即自然经济的崩溃迫使了他们去参加这种给予他们“希望”的“教会”，具体而言，即是一种超越历史的“废除私有”与“绝对公平”，他以“圣库制度”作为一种具象出现（参考陈氏《代谢》P65-66）；第二阶段，当由反抗朝廷的政治色彩逐渐加重为“除旧布新”的“社会运动”之时，处在这些“失去明天”者之外的人因为各式各样的谋取利益的心理而被“裹挟”入了这个大潮。这股大潮有一定的流向，却没有最终的归宿。值得说明的一点是，上述所言的两个阶段，不是界限俨然的递进，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之局。 种种条件均已成熟，只是等待一个首先意识到人“振臂一呼”。1850年到1851年初，洪秀全等把这种松散的近似组织的“教会”（拜上帝会）凝结成了一股大军。这股大军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