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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外名著——王守仁及其“知行合一”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王守仁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教育家。1510 年（正德 5 年）受聘主讲于贵州书院，开始提出“知行合一”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任庐陵知县、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职务，长期在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地活动。1521 年（正德16 年）因平定宁王谋反有功，他受封为“新建伯”。 他从 34 岁开始，就从事讲学活动，直到去世。其中除去6 年（1522~1527）是专门从事讲学之外，其余时间均是一面从政，一面讲学。他所到之处，讲学活动不断，并热心建立书院、兴办社学、建立学校，对明代中叶讲学之风的兴起和书院的勃兴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始创“知行合一” 近代以来，“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愈发扩大。对于王守仁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 梁启超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知行合一之教，便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学术史上 留下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 在王守仁所处的年代，上至皇帝下至大臣们，基本都是些腐朽堕落、贪婪残暴的人，为了 争权夺利而纷争不断，社会上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明朝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教育 上，也是腐败不堪，王守仁曾经指出：当时的文人不务正业，靠钻研一些“雕虫小技”来表现自己，相互倾轧、争夺名利，外表虽然衣冠楚楚，口头上还宣扬着自己要为恢复三代的儒 学正统而奋斗，内心却如同禽兽一般。当时的学校教育，由于受到科举的影响，学生都用心 于记诵八股文，追逐名利。教师所教的，学生所学的，都已经不是“明人伦”的教育内容了。 王守仁认为，造成这些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行分离。因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 的主张，反对道德教育上“只知不行”或者“只行而不知”的人。他进一步提出，当时之所以会出现道德败坏的情况，除去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之外，士大夫们所奉行的程朱理学“先知 后行”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把知、行分成两个部分，因此当产生不善之 念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去实施这种不善之念，但是也无法去禁止。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王守仁在“致良知”的体系下，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主张。 程朱理学主张“知先后行”，王守仁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他指出：“知 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认为，“凡人”之所以不能“做 圣”，主要就是由于“知”与“行”分家了，“行”离开“知”便是乱“行”，“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因此，他主张的实质在于把“知”和“行”结合起来，不能离开 “行” 而求“知”。 “知行合一”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防止人们的“一念之不善”，当人们在道德教育上刚要萌发“不善之念”的时候，就要将其扼杀于“萌芽”，避免让这种“不善之念”潜伏在学生的思想当中，从而解决学生的“心病”。 王守仁非常重视学生志向的培养，他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先立“圣人”之志。他说：“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立志犹如“舟之舵”，志立天下无不成之事。他曾经对学生说：“学问不等长进，只是志未立。”如果一个人不立下志向，就“譬如一块 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立了志，更要持志不移，笃行不渝。 这其实再次体现了他所主张的“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观念，体现了王守仁在道德教育中注重实践和追求实际效果的精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意志品质，树立远大的志向，更要鼓励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努力去实践自己立下的志向。 而要做到“知行合一”，首先要能够静下心来，“诚意格物”，摒弃自己的私心杂念，这其实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修养观点。光是自己坐在那里想还是不行的，如果人老是坐 在那里“冥思苦想”，坐久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喜欢安静，讨厌活动”，甚至成为“痴呆汉”，因此人还要多多“事上磨炼”，做到“知行合一”，这才是道德的完成。王守仁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为知。”他认为，人在道德修养上要多多结合具体情 况，加以实践，倘若只是空想，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乱了，不去努力实践，那平时所想的功夫，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王守仁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当有一个人看见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面，必然会动恻隐之心， 倘若顺着这种恻隐之心的自然发展，他必定会奔走呼救，这就是“知行合一”，也就是王守仁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是，倘若这个人此时转念，畏惧艰险，或者因为和孩子的父母关系不好而不前往，就是有“知”而“无行”了。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要时刻注意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进行反省和检查，也就是王守仁所 提出的“省察克治”，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自觉克制各种私欲，不让它们危害自身的道德修养。他提出人要自觉检讨，坚决改正，只要这种“省察” 工作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