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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和非偏见 一代大师、学者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聪慧过人，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鉴于此，青年时期的钱钟书颇有些自负自许，恃才傲物。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更是“青眼相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之，他将破格被录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拒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要知道，被他点名批评的三位教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外文系的“梁柱之材”啊。 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1937年，钱钟书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和研究西洋文学。期间，“浪漫”的吴宓几经反复，打算和32岁的情人毛彦文举行婚礼。消息传出，钱钟书特撰文一篇，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刻薄地调侃恩师的新娘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卖弄风情的大龄女人），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成为一时笑柄。 1940年春，钱钟书学成回国，许多知名学府想聘请他，这其中包括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可是，却遭到时任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叶公超的竭力反对。吴宓得知此事后，愤愤不平，斥之为“皆妄妇之道也”。后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钟书，为清华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经过几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两年后，钱钟书和诸公不睦，辞职他就。吴宓又是极力挽留，但钱钟书去意坚决。 在钱钟书离去之后，吴宓借学生李赋宁的笔记来读。这是钱钟书讲课的笔记。内容有两门课：一是《当代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吴宓在《吴宓日记》里写道:“9月28日读了一天，29日又读一午。先完《当代小说》，甚佩！9月30日读另一种，亦佳！10月14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钟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多年后，钱钟书的学术、人格日趋成熟。一次，他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钟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先生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1993年春，钱钟书忽然接到吴宓先生女儿的来信，希望他为其父新书《吴宓日记》写序，并寄来书稿。当钱钟书读完恩师日记后，心内慨然，立即回信自我检讨且郑重地要求把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吴宓先生真诚、大度，钱钟书也同样磊落、坦荡。对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吴宓老师坦然表示佩服，一再宽容谦让。足以表现出他心胸坦荡，爱才容物。这在当时和现在的社会，都是极难得的宰相肚量、君子修为。虽然，钱钟书在学问、成就上，远远超过自己的老师吴宓，但他在《吴宓日记》序中，谦恭地写道:“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列中。” 师生各自的人格风范，跃然纸上，呈现在读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