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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诗经》的形成与编纂 从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来观察，先秦时代存在两个诗歌文化 传统：音乐文化传统和文本文化传统。二者相互交叉，原是一个 整体，但很早就有了比拟明显的分际。音乐文化中的两周歌诗， 至西晋荀勖修改雅乐而最终消亡。文本文化中的诗，在春秋时代 的外交场所中被引用，已经开始了经典化过程。西汉以后的《诗 经》明显属于文本文化传统。 近年来学者们以口头和书写这两个概念工具讨论早期诗歌 传统时，产生很多争议，一个易被忽略的原因是：这两个概念的 指向实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能对等使用。当我们使用“口头传 统”或“口头诗学”这一概念时，指涉的是音乐和文本相混合的 活态文化传统，文本化的《诗经》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或一种 类型。当我们使用“书写”时，它的所指主要是文本文化中的《诗 经》。简单地说，口头传统讨论的是早期的诗，而书写传统讨论 的那么是《诗经》。两个概念工具所针对的研究对象存在文化层级 的差异。 在宗庙祭祀、射礼、燕礼、乡饮酒礼等礼仪的实际操演过程 中，歌诗音乐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歌词。西汉时代“益州刺史王襄 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 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汉 书?王褒传》），《宋书?乐志》记载“魏雅乐四曲：一曰《鹿 鸣》，后改曰《于赫》，咏武帝。二曰《骆虞》，后改曰《巍巍》， 咏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日《文王》，后改曰《洋洋》， 咏明帝”，这些都是礼仪中的歌诗，后人可以保存古曲而赋新词。 《大戴礼记?投壶》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 鸣》《狸首》《鹊巢》《采繁》《采苹》《伐檀》《白驹》《骆 虞》。”按照《诗经》，《鹊巢》《采繁》《采苹》《骆虞》属 于二《南》，《伐檀》属于《魏风》，都不属于《雅》。《投壶》 篇所言的“雅”，应为雅乐，二十六篇中，只有这八篇有词可歌, 其他十八篇应是无歌词的乐曲。雅乐与《诗经》已经有了功能的 区分。假设将文献记载中的雅乐和《诗经》的篇目相混淆，就容易 造成困扰。礼乐文化之外，娱乐性的歌诗甚至更为流行，这就是 所谓的“郑卫之音”类型。因此，早期文献中，并非所有的诗都 可纳入《诗经》的文本传统中来讨论。戴震《书〈郑风〉后》一 文就明确区分了文本化的《诗》和作为音乐文化形态存在的“声”, 认为不能够将二者混同。 《诗经》文本传统中的诗，出现于西周初年。西周晚期的怨 诽雅诗，即所谓“变雅”，其文本内容已经比音乐局部重要得多。 在春秋中晚期至孔子时代，歌诗文本逐渐被经典化，《诗经》已 经在慢慢形成中。音乐文化中的诗，并未因此而消失，各种礼仪 和日常生活中的乐歌依然被演出，清华简《耆夜》所记录的应该 就是演出中的歌诗。可以说周代诗歌的音乐传统和文本传统的分 化，至迟在春秋末年已经完成。自此以后，周代的歌诗便以两种 相互交叉但又泾渭清楚的文化形式存在。 《诗经》形成的历史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孔子。孔子之于《诗 经》，其最大的影响应该是重编了《诗经》的文本。《论语?子 罕》篇载孔子日：“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 其所。”孔子的正乐也是《诗经》文本的重编。《左传》襄公二 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所载季札所论之《诗》，很可能就是孔 子的《诗》。季札论《诗》是一段很有名的记载，《诗经》研究 者将其作为孔子之前，《诗经》已初步编成的证据。但从文中季 札的预言判断，这个故事应该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初，此时孔子 己去世了近一百年。季札论《诗》的卷帙次序，属于战国初年孔 门诵读的文本，应为孔子所编的《诗》。其卷帙次序如下：《周 南》《召南》《邺风》《鄢风》《卫风》《王风》《郑风》《齐 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桧风》《曹 风》《小雅》《大雅》《颂》。 今本《毛诗》与战国初年的文本不同，《豳风》编于《国风》 之末，与《小雅》相接。《毛诗正义》称周公地位尊崇，故将与 其相关的《豳风》置于诸侯风诗和天子雅诗之间。这一重编具体 在何时并不可考。但《孟子》中的论述却给我们提供了这种编纂 思想出现的下限。《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日：王者之迹 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与之一脉相承的, 是《毛诗序》中关于《诗》与王道盛衰关系的论述。《豳风》位 置的变动，表达的正是这种历史主义的诗学观念,本质上是以《春 秋》解《诗》。那么这种诠释路径应出现在《春秋》之后，《孟 子》之前。 战国秦汉之际，《诗经》的不同的传本之间，还存在许多细 部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诗篇的编次。从《汉石经》来看， 三家《诗》与《毛诗》在二《雅》内部的篇次颇有不同。汉唐间 学者所注意到的《小雅》无“厉王诗”疑问也属编次问题。郑玄 称《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首诗属刺厉王之 作，本在《六月》之前，汉代初年，毛公移其篇第，《毛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