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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土壤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职务犯罪案件律师介入问题的历史探究 1、我国刑事辩护内涵界定的历史沿革 我国刑事诉讼在历史上经历了四次变革，从 1949 年到 1979 年的“反革命”式刑事诉讼模式，到 1979 年至 1996 年逐渐过渡到打击犯罪为中心的刑事诉讼造诣，再到 1996 年到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为以“保障人权”与“惩治犯罪”双导向的刑事诉讼维度，再直至当今司法改革以“审判主义为中心”的刑事诉讼追求，在这其中，辩护律师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不可缺少的“四轮之一”，其地位的树立和权利的正形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及大、自浅至深的发展和升华。1950 年司法部起草了《京、津、沪三市辩护人制度试行办法（草案）》，1954 年 7 月，司法部指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开办律师试点工作，9 月，颁布了第一步《宪法》，其中对“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也体现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也可以由人民团体介绍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为他提供辩护活动，被告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亦可。在人民法院认为必要之时，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提供辩护。”这标志着辩护制度正式在我国的确立，律师也被立法正式纳入合法辩护主体的范围内。但自 1957 年下半年的“极左风潮”之后，律师作为辩护主体参与到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现象受到极大的冲击，刑事辩护制度受到空前摧残甚至一度被取消。出庭的律师被称为“丧失阶级立场”、“替坏人说话”、“替罪犯开脱罪责”等等，甚至有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现象。在十多年之久的动乱期间，大量刑讯逼供手段被滥用，刑事法制急速倒退，刑事辩护制度遭到践踏。 辩护制度的重新确定并持续发展，则见于 1976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之后，1978 年《宪法》的颁布施行将刑事辩护制度在整个司法体制中的地位进行了新的明确与强调。而 1979 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出台，不仅对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被告人所享有的委托律师辩护之权利，更是将辩护作为专门的一章体例加以规定。在 198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中，将律师的性质、任务、职责、权利、义务、资格、以及工作机构等内容加以明确化。1996 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提高被告人的刑事诉讼主体地位”作为主要的改革目的和内容，大大提前了辩护律师参加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律师的数量、扩了大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可谓辩护制度的一大跨越式进步。1996 年 5 月，《律师法》出台，以独立、明确的立法规定对律师的权利进行保护及约束，而这也是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体现。2012 年《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辩护律师参与诉讼的时间再次提前，大大提高了律师作为辩护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及早介入，不仅约束了侦查机关可能潜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也提高了对被羁押人、被指控人人权的保护程度。 王嘉铭，《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 从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辩护内涵来看，在 1979 年刑事诉讼法中，其28 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意指辩护行为和辩护活动，只能发生在对被告人予以定罪量刑的审判阶段。此至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辩护的诉讼阶段和空间大大提前并提升，从审判程序走向了审前程序， 顾永忠，《2018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律师辩护的影响》 顾永忠，《2018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律师辩护的影响》 王嘉铭，《中国辩护律师权利研究》 对刑事辩护的界定和明确，是对律师辩护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再度研究和深入剖析的基础。监察调查程序中，被调查人的人身权和自由权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干涉乃至剥夺，移送审查起诉的调查结果也体现了对生命权的潜在处置，因此赋予被调查人与国家公权力机关抗辩权存在合理性。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包含针对腐败犯罪的特殊调查，转隶于《监察法》出台前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权，在监察调查阶段引入律师制度不仅是对被调查对象的人权保障，符合了我国宪法“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也对实现调查程序的公正性、防止内部权力滥用，促进国家机关公信力有所裨益。 如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所提出，“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张的历史”，对我国而言，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权在三次刑事诉讼法改革中已经极尽扩张，并在不断地立法修改和完善中得以权利固化并增强。但是，监察制度的确立和《监察法》的颁布，使律师辩护权又一次被置于历史的潮流变革之中而呈现被抑制之象，律师辩护制度也历史重演般的被置于风口浪尖之中。在此讨论的律师辩护权，应当进行扩张性解释，不但包括律师进行证据收集、开庭辩护等系列辩护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