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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珍秦镇牧民的草场治理实践探究 　　摘要当前，我国草场退化严重，为有效解决该问题，介绍了草场的传统治理以及相关研究，调查分析了牧民对草场退化的认知及影响因素，探讨了牧民应对草场退化的生态实践措施，以期能够更好地治理草场退化问题。 　　关键词三江源生态环境;牧民;草场退化;青海省珍秦镇 　　中图分类号：s812.6文献标志码：bdoi：10.19415/ki.1673-890x.2019.23.076 　　我国的天然草地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0.7%，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草地退化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15%，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扩大到50.2%，并且以每年133万公顷的速度继续扩大，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损失。当前，草地退化已成为我国重大的环境、民生问题。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地处三江源头，拥有1112.98万公顷可利用草场，草场类型多样，包括高寒草甸草场、高寒沼泽草场、山地灌木草场、高寒草原草场、山地疏林草场等;牧草种类繁多，有65科，384属，1440余种。玉树州是青海省的主要畜产品生产基地，然而，截止到2011年，全州的草场退化面积已达54%，沙化面积每年在以0.52万公顷的速度扩大。除了自然因素外，“过牧超载”被认为是引起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因此，一系列旨在限制游牧、改变传统畜牧生产方式的政策开始实施。然而，经过长时间治理，草原退化的趋势并未缓解，仍然呈现出“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情况。 　　同时，草场产权变革、牧民定居、生态移民的实施改变了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传统的游牧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有学者认为，草原生态的变化与游牧知识的變化有直接关联，将牧民与草场分离的治理措施，忽视了传统游牧知识与环境的互动，可能会对草场退化问题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1]。那么，牧民是如何理解草场退化的？传统的应对策略是如何在现代条件下应用到草场生态治理过程当中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可以让我们理解牧民在草场退化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为草场退化的治理提供有效的途径。 　　基于此，本课题组在青海省玉树州珍秦镇分别于2014年7—8月、2016年7—8月进行调研，采用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入户访谈等方法，对老人、学生、妇女等进行访谈，根据访谈结果，结合文献资料展开研究。 　　1“草场退化”的传统治理与相关研究 　　草场退化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其中，人为原因又包括超限度利用资源及不合理管理等人类活动。在肯定人为活动对草场退化具有重要影响的基础上，郝时远[2]认为导致草原生态变化的超限度利用不仅仅指牲畜的“超载过牧”，还应该包括“挖虫草”以及政府行为的农业开垦、矿业开发等更为广泛的“草原索取”方式。此外，管理缺乏合理性也是造成资源超限度利用的根源，杨德亮[3]在报告中指出，地方领导为了发展经济，将资源优势作为产业优质，过度开发资源，加剧了草场资源的退化、沙化。可见，人为因素造成的草地退化复杂多样，并不只是“超载过牧”，在制订相关治理政策时，如果仅仅将“超载过牧”作为草场退化的原因，就会影响草地治理的有效性，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影响。然而，目前三江源地区的草地治理政策还是主要基于“超载过牧”，实施了禁牧（设置禁牧区、禁牧时间）、减畜（以草定畜）、灭鼠除虫以及生态移民等措施恢复生态[4]，加剧了牧民与草场的分离。 　　2003年底到2004年年初，青海省启动了“退牧还草”工程，2005年，总面积72万平方公里的青海省将近半省域划入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应急式生态保护，近10万名牧民陆续搬离了草原，超过70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牲畜养殖数量”[5]。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海省第一个实施退牧还草政策的地区，截止到2009年，已有31084定居牧民，占定居总人数的50%以上。以玉树州结古镇为例，2009年青海省生态移民工程中就有仲达乡、安冲乡、小苏莽乡共528户搬迁到结古镇。党的十九大以来，政府加大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投资，根据2016年称多县农牧局底册数据显示，仅珍秦镇禁牧草原面积达10.991万公顷，禁牧补助资金小计1378.3305万元;草畜平衡面积9.484万公顷，奖励资金小计213.39万元;享受牧民生产资料补贴的户数有1915户，补贴资金小计95.75万元，三项资金总计已经达到1687.4705万元。全镇生态移民224户，每户燃料补贴3000元，总计发放燃料补贴672000元。 　　资金的投向在带来良好效益的同时，将牧民与草场分开的政策成效却受到了广泛争议。以学者杜发春[6]的研究为例，在调研中发现，在实现定居的牧民中，有的牧民虽然搬迁到了城镇，但是牲畜却以转卖或寄养的方式继续留在了草场上;而移出的牧户中又多以无畜或少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