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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国民性”下的女性存在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有这样几个女性闯入了人们的视线，在男权制度的统治下，她们忍辱负重，敢爱敢恨，具有反抗精神的鲜活形象不禁在读者心中烙下印记，她们就是莫言作品中悲情但又坚强的女主角，她们是“丑陋国民性”下独特的女性存在。 　　关键词：莫言;女性形象;悲剧;国民性 　　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环境对人物的塑造影响极大。莫言通过典型的环境塑造了一批典型的女性形象，他的作品触及了中国乡土人文中人性最困苦的一面，同时也是最百折不挠的一面，呈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从传统到现在的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体现在莫言所创作的一个个荒诞但却真实的背景环境中，更是具体倾注在每一个人物形象上，特别是莫言所独具匠心的描绘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莫言小说中经常会出现残忍、血腥、引发争议的场景，许多人认为这是“丑化”国人。但同时另一种声音却在为莫言正名，他们认为莫言的作品只是借着“丑化”，直接展现国人人性丑陋的一面，真实而深刻。对人性的开掘与表现始终是中外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对于何谓人性，在理论上一直有不近相同的阐释，但它无疑是由人之生命活动的丰富性所决定的，其所涉及的范畴相当广泛。”[1]而莫言在一个采访中也谈到了自己对于人性的观察：“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2]在莫言的小说中，勾画了一个个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女性形象，她们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体，有着让人可怜的一面，也有让人憎恶的一面。同是作为被封建制度摧残的灵魂主体，却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归宿。无论她们生活在怎样的环境，有着怎样的身份，作者都为她们存在于这个不平等的世界抱以同情的态度，赋予了她们不同的抗争的权力，让她们勇敢地对这个世界说“不”。 　　《红高粱》中的戴凤莲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但从自己出嫁的那天起，她就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轨道，她的婚姻是一桩买卖，但“我奶奶”却凭借着刚强的意志，对自我生命，自我欲望追求的意念，再一次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余占鳌相爱，从而获得重生。《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与《红高粱家族》中的“我奶奶”对比，她似乎少了一点疯狂、泼辣，但她内敛、坚韧，默默承受着上天给予的不公。《蛙》中“姑姑”更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体，一方面用自己的双手迎来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当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时，姑姑又成了杀人恶魔。 　　这三个女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但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黑暗，她们成了那个时代民族矛盾、制度弊端和文化陋习的最大牺牲品，是挣扎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底层女性的代表，她们的悲苦显然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女人的悲剧走向。 　　或许有人会觉得莫言小说中太多的“性”描写让人觉得恶心，无论是戴凤莲与余占鳌的高粱地“野合”，还是上官鲁氏的“借种生子”，这都不为世人接受，尤其是上官鲁氏作为名门家族的夫人却“借种生子”，这明显是在丑化女性的形象，同时丑化当时的社会风气，让人们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厌恶的情绪。但不能否认的是，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呈现，莫言只是把自己所认识到的展现给了世人而已，或许为了更突出地表现出女性存在的悲惨环境、卑微的社会地位，作者把氛围渲染到了最悲情的地步，但也是在真实的背景下建立的。病态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人们病态的心理，病态的心理将人们推向了万丈深渊。莫言笔下的女性就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以“丑陋”的状态生存着。 　　上官鲁氏作为一个母亲，是美丽与丑陋的结合体。丑陋在于她的胡乱作为，“借种生子”，对儿子的极度宠溺导致最终的众叛亲离，而这些其实都是对当时懦弱、无能、病态的民族弱点的揭露。美丽则是她母性的光辉，即使遭到女儿的背离与唾弃，但她却依然在做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依然把自己的母爱无条件地给予孩子。 　　《蛙》里的姑姑的存在其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与传统的接生与流产方式的比较，姑姑无疑是现代技术的代表，而文中对传统产婆的介绍则就是一种“丑化”。无论是第一次接生时看到“老娘婆”骑在产妇身上，卖力地挤压产妇高高隆起的腹部，还是计划生育服务队的人用擀面杖将孕妇肚子里的孩子弄流产，这些无疑都是当时社会发生过的事实，无可争辩。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不近人情让人们感受到了政策实行的残忍度，从而觉得这是“丑化”了国家政策，但其实计划生育的政策在当时并没有错，它在国家的发展下应运而生，而由于当时国民性的愚昧与野蛮相互交织，才让这一政策的实行过程看上去如此的惨无人道。由于愚昧，人们没有意识到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于是采用野蛮的方式抵制一切他们认为的对自己“有害”的行为，最后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