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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关地区的“祭星”习俗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岁时节日之一。春节期间，各地有不同的民俗活动。在笔者生活的晋东南壶关地区的农村，每年正月初八，家庭主妇都要在自家庭院举行“祭星”仪式。 　　有关这一习俗，清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 　　初八日，传为诸星下界，燃灯为祭。灯数以百有八盏为率，有四十九盏者，有按《玉匣记》本命星灯之数者……观寺释道亦将施主檀越年庚记注，于是夕受香仪，代具纸疏云马，为坛而祭，习以为常。 　　清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则记载了“顺星”习俗： 　　初八日，黄昏之后，以纸蘸油，燃灯一百零八盏，焚香而祀之，谓之顺星。十三日至十六日，由堂奥以至大门，燃灯而照之，谓之散灯花，又谓之散小人，亦辟除不祥之意也。 　　在清代山西部分方志资料中，虽有对这一习俗的记载，但大多语焉不详，且与壶关地区在祭祀仪式、祭品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有鉴于此，笔者在田野调查与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家乡的“祭星”年俗进行了探究。 　　一 　　在壶关地区，“祭星”习俗指的是农历正月初八、十八日、二十八日对“九曜星君”的祭祀活动。但实际上，一般集中在初八进行。是日，家中女性准备香二十七炷、炒米二十七酒盅，准备黄表纸神马一个，上书“供奉九曜星君之神位”。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在自家院落面北设香案一张，将神、香、香炉、炒米置于香案之上;待香燃尽，即于香案上取下神，由祭祀人当庭焚之，再取水将火焰浇灭，祭仪完成。作为祭品的炒米则被制成炒米饭阖家分食。 　　二 　　作为民间祭祀礼俗，与民间其他祭俗相比，“祭星”遵循了普遍的流程。在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将家族祭祀的程序概括为“备祭、祭仪、会饮、分胙”四个流程。 　　举行“祭星”仪式要准备的包括“九曜星君”神、经过翻炒的谷米以及香、灭火用的水等。 　　神祃由黄表纸制成。是将一张约32开的黄表纸折叠其宽边的两角，再在其上书写“供奉九曜星君之神位”。为何以“九曜星君”为奉祀对象？何为“九曜”？ 　　“九曜”是中国宗教与印度神话中共有的神明。具体而言，在道教信仰体系内，九曜是金、木、水、火、土五星加太阳、太阴（月亮）、罗、计都四星之总称。因为这九颗星辰照耀世间，故而名之“九曜”。在宋李思聪《洞渊集》中，对“九曜”的神职均有论述，如下表所示。 　　在中国道教神仙体系内，将太阳、太阴、金、木、水、火、土七曜合称“七政”，或者主人福寿生死，或掌管山川万物、雨雪阴晴;罗、计都二星虽然并未说明其神职，但“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冠上了“凶星”的称号，亦可窥见信众对这两位星君的敬惧心理。印度神话则以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七星为实有星辰，而以罗、计都为虚构的星辰，前七星各司其职，也时有争斗。不过与中国道教信仰略有不同之处在于，印度神话以太阳神苏利耶之子、土星神娑尼为厄运之神，且其余各神的神格均与道教有差;罗、计都二星皆为凶星，这与道教神系基本相同。统而观之，“九曜”为两种文化共有的内容，疑是中印文化交融的产物，有待进一步考证。 　　民间信仰有极强的包容性与功利性。通过对“祭星”祀主的分析可知，晋东南壶关地区的“祭星”习俗吸收了道教星曜诸神的内容;敬畏星曜，乃因其强大的神职与民众的农事安排和个人需求息息相关。 　　壶关地区的农作物种植以玉米为主，杂以谷子（粟）、豆之属。谷子去掉壳即小米。而在玉米成为主要种植作物之前，曾有悠久的以谷子为主的种植业史。 　　炒米的数量、香的数量与祭祀对象是一一对应关系。前文提到，“祭星”习俗本在农历正月初八、十八日、二十八日，由于合并到正月初八举行，故而原先分三次献祭的祭品与香，集合成了二十七日盅炒米、炷香。 　　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农妇面北向神案叩拜，叩拜完毕后起身，将神当庭焚烧，烧完后，舀一碗水將火焰浇灭。待香燃尽，撤去祭品、香案。至此，祭星仪式完成。 　　叩拜、焚神与我国佛道二教叩谢神佛、燎烧符咒的祭祀仪式并无二致。通过身体姿势表达对神明的虔敬，在我国由来已久;通过焚烧神、纸衣、纸扎以沟通鬼神，更是普遍存在于壶关地区的人生仪礼与岁时节日中。对“九曜”的祭祀仪式，从历时性分析，与西周以来对山川河岳、四季节令、诸天星斗的祭祀及其对鬼神的祭祀仪式一脉相承;从共时性角度分析，“祭星”习俗与壶关地区的其他涉及民间祭礼的习俗共同构成了本地域的祭祀习俗。 　　祭祀结束后，是阖家分食炒米饭，“炒米饭”用从神案撤下的敬神炒米制成。炒米饭辅以鸡蛋、萝卜丁等配料，再经翻炒而成，最后由家中所有成员共同食用。 　　民间信仰认为，将祭品分而食之，将会获得神灵护佑。原本普通的祭品与神灵发生了关系，也变得神圣起来。通过分食炒米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