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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式抗争的释义社会机理与效果 表演式抗争的释义、社会机理与效果 　　摘要：表演式抗争是一种新的抗争剧目，它是底层民众以一种戏剧性的公开行为表演的形式来实现利益价值诉求的一种社会抗争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起源。在“高度现代化的碎片化社会”中，表演式抗争是利益受损、社会资源的扩大与行动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情感激活与共振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表演式抗争的效果受到表演的“势”影响，包括表演者的道德、身体和政治“势”能，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表演的政治“势”能，当体制外利益或政治诉求转化为行政压力才能获得问题的有效解决，诉求才能得到满足。 　　关键词：表演式抗争;释义;社会机理;情感抗争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6-0012-04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利益分化形成利益博弈和社会抗争，社会抗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于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在斯科特提出的“弱者的武器”的基础上，学界已经提出了很多解释框架，包括以法抗争、以理抗争、以势抗争、以气抗争等等。近年来，在我国的社会抗争景观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抗争形式——表演式抗争（performingresistance）。底层民众的表演式抗争行动，如下跪、扮演、跳舞等，形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独特的社会景观。表演式抗争是继游行示威、罢工、集会等抗争剧目之后，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抗争形式和实践形态[1]。 　　一、表演式抗争：一种新的抗爭剧目 　　何谓表演式抗争？其实它不同于一般的抗争行为，关键就在于其表演性和戏剧性。《辞海》中“表演”即演员按照剧本规定的情境和角色的思想感情，运用语言和动作创造角色形象，体现剧本的内容和主题[2]，尽管表演是虚构的，但表演也是一种行为或行动，注重情感的表达并反映事实，通过表演相对抽象地表达思想与价值取向。因此，将舞台式艺术化表演对应到表演式抗争上，实际就是把表演的舞台扩大到了社会这个舞台上，变成一种社会化的表演。戈夫曼的“拟剧论”将表演概念引入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戈夫曼认为表演是“个体持续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表演能够通过它的前台向观众提出某些相对抽象的要求。[3]” 　　在学界，黄振辉较早提出了“表演式抗争”这一概念，但对表演式抗争没有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王蒙提出表演式抗争的概念是“公民认为其自身权益受到政府或官员的侵害，或者认为政府政策不公正及决策不合规则，而通过戏剧化的公开表演方式，向政治机构表达自主意愿、提出改进要求的个体或集体活动。”他认为表演式抗争是生活化的政治戏剧，是“曲线迂回”，以此来实现各种利益与价值诉求，同时王蒙也强调了表演式抗争的准政治性[4]。刘涛认为所谓表演式抗争，旨在强调一种崭新的抗争形式和实践形态，即通过制造某种戏剧化的、消费性的、参与性的表演行为来传递并表达抗争诉求的一种底层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5]。他对表演式抗争的定义源于表演的内涵，都是通过某种行为来表达一种价值诉求，但是刘涛强调的表演式抗争多了一层政治性因素。还有学者认为表演式抗争是公众利用新闻报道进行“自我赋权”的形式之一，目的是借助媒介力量使事件得到解决，这里更凸显了媒介的作用。 　　此外，表演式抗争是一种新的抗争形式。传统的社会抗争是偶然性的、冒犯性的、公共性的、政治性的，是集体性的协同行动[6]。但是，虽然表演式抗争是偶然性，也存在冒犯性，但不一定是集体性的协同行动，相反很多表演式抗争是个体行为，这可能存在个人利益导向。所以，表演式抗争相对于传统的社会抗争剧目有着区别性的特点，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同时表演式抗争加入了表演的元素，它要求有舞台（包括作为宏观社会背景的大舞台和作为表演的实际场地的小舞台）、角色（包括表演者、观众、协调者、信息的传递者：媒介）、道具、剧本等一系列元素作为支撑，同时纵观之前发生的一系列表演式抗争事件，例如，5名妇女跪在开封府门前向“包公”递交状纸，为无辜羁押的家人伸冤;“7·16”集体喝农药事件;珠海桥上发生的跳桥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除了具有上述特征和元素之外，都遵循同一种表演叙事的逻辑框架，即希望通过表演性行为引发社会的舆论关注，从而实现利益诉求。所以，当不同的事件都按照同一逻辑发生和发展，最终形成一种模式化演绎，那这些事件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抗争剧目。因此，表演式抗争是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抗争剧目，是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 　　二、表演式抗争的社会机理 　　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必然有其社会根源，表演式抗争亦是如此，表演式抗争有着社会和情感层面的归因。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从一个整体型社会进入碎片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