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docVIP

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桐城派的发展与危机 桐城派是清中叶即已形成的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散文流派，其创始人是同出于安徽桐城一邑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义法说”、“神气说”为核心，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审美批评标准的散文写作理论。同时，方、刘、姚又以言简有序、清淡素朴为主要风格的散文创作名噪一时，赢得了“天下文章，岂在桐城乎”的赞誉，桐城派之名，遂行于世。 桐城派在姚鼐之后获得较大的发展。姚鼐在鼎盛之年，放弃《四库全书》馆编修的任职，以文人学者身份，主讲江宁钟山、扬州梅花、徽州紫阳、安庆敬敷诸书院四十余年，承学之士，如蓬从风。桐城文章之学，便流播于江南。姚鼐弟子中，最为著名的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姚莹等。 姚门弟子的主要活动时期是在嘉道年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随着这种变动而来的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封建统治思想的束缚，把目光转向社会现实，以激烈的言辞，揭露、抨击封建末世的种种弊端，呼唤改革的风雷，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先驱者。姚门弟子在这场分化中，属于保守的正统派阵营中的分子。他们的文集中，并不乏论及政治、经济、学术、风俗的文章，他们抨击科举、官场的腐败，对国家财政经济的困窘、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深表担忧，对潜在的社会危机亦有敏锐的觉察。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们作出必须进行社会变革的结论，相反，在一种极力维护儒家思想统治，即所谓维护“道统”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把一切造成封建秩序紊乱的原因，统归于是人心、世风、士风不正的结果，而开出一个总的药方，即正风俗、兴教化。 姚门弟子在思想上维护“道统”，而在文学上，则以六经、左、史、韩、欧、归、方所谓“文统”的传人自居。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自言上承韩、欧，由韩、欧上溯六经、左、史，隐然有续接文统之意。姚鼐编辑《古文辞类纂》时，唐宋八家之后，明录归有光，清录方苞、刘大櫆，以暗示文统之脉络。至姚门弟子，则更是无所顾忌，公然声称清初古文三杰，“侯（方域）、魏（禧）、汪（婉）皆不得接乎文章之统”。（管同《国朝古文所见集序》）而将方、刘、姚作为有清一代古文的开山，以上承归氏、唐宋大家，旨在加强与巩固桐城文派“国朝古文正宗”的地位。 姚门弟子毕竟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国家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在恪守“道统”、“文统”的同时，也认识到，时代在变，文章亦须因时而变。梅曾亮的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 “惟窃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为文于宋嘉祐、元祐时，读者不知为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韩子曰：“惟陈言之务去”。岂独其词之不可袭哉？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矣；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执古今之同。而概其异：虽于词无所假者，其言亦已陈矣。 （《答朱丹木书》） 这段话集中地阐述了时代变了，文不得不变的道理，并把它解释为运会所移、人事推演的结果。文只有随时而变，方可常新；及时反映时代与事理的发展变化，这样的文章方可称作“真”。“真”在姚门诸子中，是衡文的一个重要标准。“物之可好于天下者，莫如真也。”（梅曾亮《黄香铁诗序》）“真”在诸人说法中，有几种含义：一、时代之真，即如上引文所说，立言能使人见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二、作者性情之真，人有缓急刚柔之性，文有动静阴阳之殊。因文见人，虽千百世，作者之音容笑貌可坐而得之，这正是文真的缘故。梅氏在《太乙舟山房文集序》中所说的“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正是指此种真。三、语真。诸弟子言语真，常与“立诚”并提。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作文“尤贵立诚，立诚则语真，自无客气，浮情，肤词，长语寡情，不归之病。” 在时代思潮影响下，姚门弟子曾提出要作经世、有用之文。如方东树说：“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为也。”（《复罗月川太守书》）梅曾亮、管同两人也曾从题材的角度，把文作了尊卑之分，以言切政要，有裨教化的文章为贵；而以语涉情事，得趣山水的文章为卑。可见，在新的形势面前，姚门弟子更加注意到文学的现实性及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这是其变。而变中不变的是姚门弟子在此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法”即文章艺术性的追求。因为注重文章艺术性的探讨，讲求文章的开阖、法度、波澜、声音，这是古文一派立足所在。桐城派中，方苞的义法说，刘大櫆的神气说，姚鼐的阳刚阴柔，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无不是着意于对散文艺术性的追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划清了古文家文与汉学家文、史学家文、科举文、理学家文的界线。因而当鸦片战争前夕，以“立言贵乎有用”为宗旨的经世派文出现时，他们从强调文章的法度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