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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读后感 马克斯·韦伯是与卡尔·马克思、涂尔干齐名的古典法社会学理论奠基人，在其最为著名的两篇演讲稿《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集结成的名曰《学术与政治》的小册子中，我们能通过韦伯对现代性、因果多元论、价值中立等种种议题的阐述，窥见其法律理性化思想的脉络。这两篇演讲发表于1918年，当时德国正处于一次世界大战终战前后，社会经济经历着大萧条，而德国人精神上也被巨大的迷惘所笼罩。马克斯·韦伯以学者的身份，通过两篇用语颇为审慎克制的演讲，启发当时德国青年人的思考。100余年过去，韦伯这两篇演讲稿中蕴含的思想依然熠熠生辉。一、现代性与法律在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有一个段落广为流传：“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从迷信神明、畏惧神秘的古代向崇尚科学、追求理性的现代转变，就是韦伯所谓“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过程。人类失去了对神明的敬畏，信仰就失去了神秘根基，而科学与理性可以给人类提供各种疑问的答案，却无法回答对生命意义的质询。祛魅的世界可能是失去价值、堕向虚无的世界。这也是西方学者常常提及的“现代性的危机”。如果新的就是好的，如果所有善恶对错、是非好坏的标准都随“历史”而变从而反复无常，那么人间再没有任何永恒之事，因为一切都转瞬即逝，一切都当下消解。正如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切都只是“命运”决定的无法把握的“绽出时刻”，那么人的一切选择就都只能是“盲目选择”，人被免除了选择善恶与是非、好坏与对错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可能再作为有责任的存在者而生活”，这表明“虚无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实践结果就是盲目的蒙昧主义”。虽然施特劳斯和韦伯对如何应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案并不相同，施特劳斯主张回归古典保守主义，并批判韦伯的事实-价值二分法最终导向主观论，但至少对现代性危机的指出和对现代人应当承担责任的强调而言，二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就法社会学领域而言，与法律有联结关系的“现代性”主要涉及法律与现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关系。在韦伯著作《法律社会学》第六章“公权法与家产制君主的法制定，法典编纂”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认识：“透过法典编纂所营造出的‘法的安定性’，即因此种安定性本身，而通常含带着强烈的政治关注。伴随着新的政治体的形成而来的，也因此多半是法典的编纂。”政治制度的发展催化民族国家兴起，民族国家的科层组织在内在需要的压力下倾向于产生理性行政手段，结果自然导致对理性法的需要。法典编篡的推动力实则便是法律理性化、法律现代化的推动力，其关联性不言自明，是为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对法律理性化的促进作用。而在经济与法律间的相互关系论述中，韦伯始终反对将法律视作经济的衍生品，他认为法律作为社会实在的一部分同经济因素间存在着极其活跃的互动关系。正如下一章即将论述的，韦伯是一位因果多元论观点持有者，他认为：“经济条件并不自动产生新的法律形式；它们只是为法律技术的传播提供机会……”在韦伯看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催生了法律不可避免的理性化过程。但是，诚如上文所述，现代性和理性化并不当然代表着进步，对法律理性化地过度追求亦可能使得法律走向形式理性化、工具理性化的危机。人们渴望自由，于是发展法律来保护自由，最终却使得法律变成了禁锢人们自由的枷锁。二、因果多元论与刑法因果关系学说韦伯是法社会学先驱，其在社会学方法论上的一个贡献是他的因果多元论。首先，韦伯注意到在人类的行动里，原因和结果是可以互为变化的，一个目标一旦得以实现，就可以变成新企图的原因，故而任何结果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无限的时空中去。其次，韦伯批驳了因果一元论——即对一个社会现象，可以找到其唯一的先行原因的观点。韦伯认为一个事件通常需要多项原因加以说明，而这些原因的分量轻重，则由研究者来衡量。亦即，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不存在严格的决定论，我们无法对某种因果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作肯定，所谓的归因，不过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在此观点的启发下，我也倾向于认可社会科学不似纯粹客观的自然科学，不存在绝对唯一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通过所掌握的资料和知识，尽可能还原现象的存在全貌，再对其进行尽可能妥当的可能原因推断——尽管批评者认为这是“主观导向的”。法学作为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也接受着社会学方法论的指引，尤其在刑法领域，学者对因果关系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早期的“条件说”、“原因说”，再到晚近日本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及德国罗克辛教授提出的“客观归责理论”，因果关系界定之困难，学说之纷繁，原因就在于因果关系以多元化方式存在,而不同的主体对导致结果发生之先行原因的重要性判断不同。对于原因推断的方法，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