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赵孟頫与元四家之变的论文_美术论文_中国论.docxVIP

浅论赵孟頫与元四家之变的论文_美术论文_中国论 宋元易代后画风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画院的废除。南宋院体画在当时独领风骚，与它得到皇室的支持有关，而且院体画的作者重要都是一些职业画家，既为宫廷效劳，又以卖画为辅，或得到其他赞助，以维持生计。当蒙古族入侵，战乱纷扰，不仙院体画的安闲风格不达时宜，而且这种赞助也随着宋朝毁灭、元人入主而断绝。南宋院体画因南宋皇室的支持而生存、兴盛，在元朝难以得到这样的支持，必定是难以为继了。元代的朝廷在“祗应司〞下设立画局、裱褙局、油漆局、销金局等局，“祗应司〞“掌内府诸王邸第异巧工作，修禳应办寺观营缮〞，其中“画局，提领五员，管勾一员，掌诸殿宇藻绘之工〞，可知画局的设立纯洁是为了实际的使用，与宋代画院是不同的，亦可见元代朝廷并不像宋代那样看重绘画。画院的废除，使职业画家失其所用，得不到赞助，院体画在元代的逐步衰落可谓势之必定，最终文人取代他们成为元代画家的主体，文人画家也决定了元代画坛的发展潮水和趋势。 如前面所言，宋亡以后，新朝之下，文人们都有厌世和逃世的倾向，在元代构成了一股退隐的大潮，宋遗民(如郑思肖)更是对统治者采用不合作态度，选择归隐以明志。于是，隐居的前朝遗民、仕宦无望的文人，虽或有坚持气节与心灰意冷之别，却都走上了投身大化、寄情山水的同一条道路；在朝的文人因遭遇猜疑排斥，难以得到重用，内心痛苦抑郁，时时萌发退隐的想法，也对山水具有怀归之情。当时有名的文人画家中，既有像吴镇那样绝意仕途，“只钓鲈鱼不钓名〞的隐居者；也有像黄公望那样努力从小吏做起，但又难以得志，最后还是选择退隐的；还有像赵孟頫那样为朝廷效劳，虽高官厚禄，但内心矛盾难消，也以寻求诗情画意的归隐来平衡仕元所带来的痛苦，减轻自责的。在元代，为了求得心灵上的平衡和情绪上的舒缓，不仅如北宋郭熙所说，山水是可 行、可望、可游、可居之地，更成为了精神的家园和归宿，因而，以陶渊明归园田居为主题的诗画创作成为一时风气。对于元代文人山水画之盛，能够作如此的互动性认识：假如说归隐使文人在大天然中寻求到精神的安息和解脱，于是纷纷以山水田园的绘画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抒怀寄情，遣兴解忧；另一面则是文人的隐居又使文人画家更倾向于表现大天然的山水花鸟，以人物为题材的绘画逐步减少，构成山水独盛的元代绘画场面。至于元代山水画对于前代的发展，则重要具体表现出为：由唐宋的“行旅山水〞转换到“山居山水〞，若谓唐宋山水是文人为解脱仕途羁绊而创作的第二天然，在卧对神游中坐穷泉壑；那么元代则是文人迫于形势而沉浸于山水之中，以绘画构建世外桃源，并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求得精神的解脱和生命的安置。 元代以前各朝代的绘画中心一般是在京城，这与前面所说的画家职业身份以及需得到赞助有关。到了元代，文人取代职业画家成为绘画主体，绘画中心也由京城迁移到江浙苏杭一带，如吴兴、嘉兴、松江、无锡等地，这样，山水画也随着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院体画的北方画风已不再适宜用来表现这种江南山水了。所以，院体画在元代着实没有适宜发展的土壤，其逐步走向式微也是势之必定。北宋时期，苏轼、文同、晁补之等人的画论为文人画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他们又有绘画的创作理论，南宋的个别文人画家虽能在某些题材上到达较高的创作水平(如米友仁的山水、扬无咎的梅花)，在理论上却无多大建树，且后继乏人。而自宋高宗重建画院以来，南宋的几代皇帝都对画院画家颇为优待，以李唐、萧照、刘松年、马远、夏珪等人为代表的画家，创作成就也较高。到了元代，因前述原因，文人画家逐步取代职业画家而占领了画坛的主导地位，绘画也接续上北宋因靖康之难而渐人衰微的文人画传统，且使宋代文人画之以竹木树石(北宋)、梅兰松菊(南宋)为主，改变为元代的以山水为主，文人山水画取代了院体山水画，的确是元代画坛的发展潮水，是不争的事实。 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又一特点是具有显著的抒情性。忽必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