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故事：苏区土地法制建设的成就与经验.docxVIP

苏区土地法制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打土豪、分田地”是一场生动的法律实践，也是苏区土地法律制度的精髓所在。它依法而为，对严重违反没收和分地法律的行为治罪。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又还地于农，并最终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买卖、租佃相对的自由权。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将“打土豪、分田地”确立为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打土豪分田地，通俗地说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苏区土地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也明确规定，无代价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 　　打土豪、分田地的价值及意义 　　土豪指依靠大量田产收租剥削并由此进一步积累财富的大地主。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首先，不没收地主土地就不能铲除封建地租剥削。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经典之作《寻乌调查》中谈到了寻乌地租中的见面分割制，谷子打下时农民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在土地占有两极分化情况下，为了生存，无地、少地的农户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忍受高额地租剥削。据《邓子恢文集》记载，闽西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田地平均85%在收租阶级手里，各县田租最低60%，长汀70%，连城南乡高达80%。封建重租之下，贫雇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土地是地主收租剥削的根本，没收地主的土地才能釜底抽薪地铲除封建地租剥削，土豪是首当其冲的没收对象。其次，不打土豪就没有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给农民分地首先要有土地可分，而大量耕地被极少数地主占有。严中平等学者编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的统计资料显示，抗战前，全国地主占有乡村50%以上的土地，地主富农的土地合起来占全国土地的70%-80%，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中农、贫农、雇农和其他人口仅占有20%-30%的土地。只有没收地主的土地，才能给农民分田地，在苏区实现分田地。 　　但没收谁的土地没有现成经验，苏区不断进行探索。1928年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1929年制定的《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30年制定的《湘鄂西土地革命法令》规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将范围扩大为所有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富农的土地（无论自营或出租）、公共土地。 　　《井冈山土地法》没收包括中农、贫农在内的一切土地。《兴国土地法》进行了修正。随着对富农土地剥削性认识以及反富农路线的形成，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富农所有土地。至此，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政策基本稳定，该没收土地范围在随后1931年制定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土地分配法》以及1934年的《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暂行条例》中均无较大变动。直到1935年12月6日《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的决定》发布后，才将富农土地的没收范围缩小为“出租的土地”，对其经营的土地不没收。 　　没收地主的土地，苏区法律有明确规定。适当没收富农的土地，客观讲也是应该的，因为富农经济也常有出租或者雇工经营的剥削形式，在性质上与地主无异，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富农一切土地有所偏颇。1935年党对此进行纠正，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至此，没收土地的对象和范围臻于成熟稳定。 　　依法依规分田地 　　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最终是为了分配给贫苦农民。因此，分田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分田地，结合实践中的经验，苏区土地法作了明确规定。 　　第一，明确规定哪些人可以参加分地。《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以列举形式明确了农民、乡村手工业工人、红军及赤卫队官兵等分田地的对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强调，可以分得田地的对象有：雇农、苦力、贫民、富农、失业的独立劳动者、老弱病残、孤寡、红军。1931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进一步规定，中农有分地的权利，还详细补充了一些授田对象：医生、农村教师失业半年以上者、失业的商人等。除无地少地的农民外，从事其他职业但收入不够谋生者，也可酌量分地，这些规定体现了苏区土地法的公平性和扶危救困的救济精神。1936年7月22日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后，可以分地供其耕种和生活。 　　第二，明确规定了分地单位。《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规定了以乡为单位分地，如遇特别情形也可以几个乡或区为分配单位。1930年制定的《土地暂行法》规定分配土地以乡为单位，随后的《苏维埃土地法》原则上也以乡为单位分田，但遇到几个乡毗连且各乡内土地多少不均时，可以三四个乡为一个单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没有明确规定土地分配单位。1931年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和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