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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清末民初时期的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文化形态,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音乐教育,自人类音乐诞生之日 起就已产生。狭义的音乐教育,是指学校音乐教育。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盛期,也是我国学校教育 正式创始的时期。据史料记载,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至少在三千多年的商代已经出现。经历了几千年的历 史发展,中国音乐文化已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和体系的艺术传统。但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 文化和近代西洋音乐文化的陆续传人,特别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发展,从本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后, 一种在近代西方文明影响下产生的、完全不同于中国原有传统音乐的新型音乐,随着整个中国新文化的发 展,通过“学堂乐歌”这一主要的途径,迅速地确立自己的基础。近百年来的中国音乐,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不断向前发展的。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侵入中国,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更迅速地深入中国各地城 镇,西方基督教音乐也相应地加速了在中国的传播。当时由基督教会所办的一些学校,便通过开设音乐 课、设立琴科以及举办各种社会音乐活动方式,进行音乐教育。如1842年11月,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 港,发展为中小学性质的学校,并增设音乐课,这是现知近代中国人在学校中接受音乐教育的开始。另外,如 后来上海的中西女塾(1893年)浙江湖州的湖群女校(1914年)等都先后建立了专门教授钢琴演奏的琴科。这 些都对随之而来的学堂乐歌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清末民初学堂乐歌阶段 本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和乐歌课的逐步开设,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普通音乐教育和音乐艺 术形式——学堂乐歌渐渐得以发展。 学堂乐歌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898年,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提出废除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他在奏稿《请 开学校折》中介绍德国学制:“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七岁以上必人之。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 理、歌乐……。”他还要求政府“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在此折中明确地提出了音乐教育 应是学校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可见,在学校开设音乐课的倡议,早在上世纪末即已开始提出。 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思想却顺乎时代潮流延续下来,新式学堂在国内纷纷设立。起初,音乐课并未 正式列为学校必修课目,只是少数学堂在图画、工艺或体操课中,聘请日本音乐教习传授歌曲。这时期一 些有识之士竭力鼓吹学校开设音乐课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梁启超为其中表现最突出者之一。他提出: “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条件。”并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 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在兴学之初对学 校的教育就能够有较明确的、科学的认识,这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也为我国新学的 发展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一批有志青年,为寻求救国之路,东渡日本,学习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音乐教育,如沈心工、李叔同 等。他们在国外组织音乐社团、编创乐歌、出版音乐刊物以及举办音乐会演出等,积极地从事着音乐活 动。这给国内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乐歌活动以积极影响。这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作为中国第一代音乐 教育启蒙者,身体力行,直接投身于学校音乐教育的行列。可以说学堂乐歌作为中国普通音乐教育(普通音 乐教育,是指在中、小学校中,通过音乐向青少年儿童进行的美育)的主要内容与形式已建立并形成一时风 尚,这是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 早在1903年,清代学务大臣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中就曾将“音乐”列为必设课 之一,但授课对象仅限于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所以严格地说,这还不能视作中国普通音乐教育之始。后 来,在各级学堂章程的制造与修改过程中,音乐课的普通开设才逐步提上日程。如1907年颁行的《奏定女 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在女子初、高两级小学堂中开设“音乐”课;1909年《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规定在 初等小学堂开设“乐歌”课等等。应该指出的是, 上述各级小学堂先后开设的音乐课均属于“随意科”范畴, 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正式颁文规定中、小学必须开设音乐课,这才结束了以往音乐课一直处于“随 意科”地位的历史。中国普通音乐教育也从此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人们就把这一时期学校开设的 音乐课以及课堂教唱的歌曲,统称为“乐歌”。 随着乐歌课的普遍开设,乐歌编创及音乐教材建设,受到当时音乐教育家的高度重视。据现见资料统计,自 1904年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作为中国最早一部音乐教材的出现,至1915年,全国相继出版供学校教学 用的各种音乐教材,已不下70种。编创之盛,出版之丰,对于当时的音乐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