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之殇--从林琴南到梁巨川.docxVIP

反对派之殇 ——从林琴南到梁巨川 入民国后的林琴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自命为前清遗民。1912年初，当清室正与南方革命党商议和平让渡政权的时候，他在致吴畲芬信中写道： 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国老民足矣……弟早晚亦赴上海，以卖文卖画为生，度此余年，余则教吾数子，为共和国守法之国民足矣！”这位较早濡染西风的维新派甚至准备脱去长袍马褂，易以洋装（“新正当易洋装，于衣服较便”）。至于在京城为官的儿子，他并不感到焦虑：“后来新政府能听其留任，此亦甚好之处。即不然，弟令其在京开小饭馆，自餬其口，亦无不可。共和世界，无贵无贱，即着犊鼻禈，宁便下流耶？ 但民国建立之后纷呈的政治乱象，使林琴南对共和政体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并与人合译《残蝉曳声录》，以警示共和国民，其译序曰： 革命易而共和难。观吾书所记议院之斗暴刺击，人人思逞其才，又人人思牟其利，勿论事之当否，必坚持强辩，用遂其私。故罗兰尼亚革命后之国势，转岌岌而不可恃。夫恶专制而覆之，合万人之力，萃于一人易也。言共和，而政出多门，托平等之力，阴施其不平等之权。与之争，党多者虽不平，胜也，党寡者虽平，败也。则较之专制之不平，且更甚矣。此书论罗兰尼亚事至精审。然于革命后之事局，多愤词，译而出之，亦使吾国民出之，用以为鉴，力臻于和平，以强吾国。则鄙人之费笔墨，为不虚矣。 是怎样的社会和心理历程，使这位“共和国老民”转而效忠逊位的清室，并反对北大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他在致蔡元培校长公开信中焦虑地谈到恶化至极的时局：“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十三年后，胡适在一篇题为《统一的路》的政论中回顾了民元以来的政局，其表述相当于林琴南上面那段文字的扩大版：“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各邦：军队是独立的，是可以自由开战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区军人派的，税收是各地自为政的，货物过省境是须抽重税的，甚至于过防区也须抽重税的：省久已成为邦，所以有‘由邦再组成国’的需要。”一年后，他又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以相近的句子写道：“辛亥革命以后，从前所有一切维系统一的制度都崩坏了。中央政府没有任官权，没有军队，没有赋税权；而各省的督军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战，自由扣留国税，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后来，有力的督军还有干预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了。离心力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对新文化运动派来说，国家之所以出现这种四分五裂的乱象，是因为“旧道德”在作祟，因此他们就不遗余力地攻击“旧道德”；而对林琴南来说，乱象的根源恰恰在于“旧道德”的普遍丧失。当新文化运动派把“旧道德”作为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一笔糟糕透顶的遗产时，他们显然囿于“新”、“旧”的名相，未能征用旧制度的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有益遗产来为新制度服务。他们强调历史的断裂，而断裂处仅是一片历史虚无主义的空茫。失去根基的个人被原子化，而解放的热情则导致了自我的膨胀。反倒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看出“旧道德”同样可以成为共和制度的伦理基础。一个道德良好的人在任何制度之下都是一个守法之人，这就像不良之人在任何制度下都是潜在的乱法之人。事实证明这些反对者的看法更为深刻。没有“君子之礼”，即体现于每一个国民的每一个言行举止上的良好礼仪和信义，任何一种制度——包括共和制度——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 胡适虽然谈到“离心力”，却没有论及“离心力”产生的原因。对此，林琴南的眼光颇为犀利，他在1919年夏评论唐文治的一本传记时写道： 中谓吾清之亡，亡于废经。悲哉斯言！废经固足亡清，病在执政之亲贵。少年狂谬，剽窃西人皮毛，锄本根而灌枝叶，亡之病坐此耳。胡、罗、曾、左、彭、李诸公，手握兵权，分据要害，未有一人敢蓄不臣之心如唐藩镇者，正以人人皆通经耳。枢近大臣如忠亲王文文忠宝文靖倭文端亦洞明经意。所以上下无忤，克成中兴之治。乃近人谓圣言幽远不切于用。至中学以下废斥论语，童子入手但以家常行习之语导之，已不审伦常为何物。一遇暴烈之徒启以家庭革命之说，童子苦于家训，反父母爱劳之心必为冤抑。一触之，如枯菅之炽烈，焰火熊熊矣。呜呼！易书诗礼及春秋之言，童子固不易知，论语一书无所不包，可以由浅入深，何亦废之？始基已不以父母为然，又何有于国家？其乃托国家而言者，逐时趋而侔己利者耳。 离心力产生于“名分大义”之废。但林琴南并不像新文化运动派那样在孔孟之道（以名分大义为核心）与帝制之间划上等号，他说孔子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名分大义同样是一个统一而和平的共和国不可或缺的伦理基础，而新文化运动派以攻击“旧道德”来巩固共和制度，实则削弱了共和国的根基。林琴南且以西洋历史经验——与新文化运动派以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