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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滕王阁序 诗词 天下之至文，行于至理，兼涵至情，而光大于典章。故有《论语》、《易经》之道，有《楚辞》、《诗经》之情，有《左传》、《春秋》之典章，兼而有之，方为盛世之文。而此类文，又以唐代为鼎盛。其兴起，其成就，皆因文化之繁荣、政治之安乐。欲论唐文之盛，不得不言唐初之王勃。王右军之先，江夏鄂公之后，练苑狂辞，位至三公，世称文士，天才极矣。唐三百年来，得此人者一唐太宗，举以为清华众品之首，实正当其时，而吾又不敢过以夸诞也。 初，王右军以《滕王阁序》立国之基，呼吁士人独善其身，弘扬正道。其词深峻，笔力雄健，令人信服。曰：“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为读书人之必由经过也。” 书之既成，郡王迎而往观之，因一善之，赐金紫之衣。而成都王于洛阳燕居，感其父死于战，衷甚着急，时逢《滕王阁序》出，有识者告之，使成王感念历难，修德养功。二王之感动，不乃文之力量乎？而文之得力，则在于观者之心。无观者之心，则即有王勃之奇才，书之奇美，亦庸人自扰也。所以书生之立身，文艺之兴学，事实在观者心之明澈，而不在书之巨细、词之华丽。观者之善心，文之盛而扬名；反之，则废于尘烟。 若此，则文化之兴，源于国家之安，成于民众之繁盛。唐时正值国家强盛，百姓安定，莺飞燕舞，乐业自然，世无怨尤，信仰纯一。学士树立的崇高道德准则，被高度重视，公于心，勉于行。于是，三千年的华夏文化，因因原地复兴。 小瀛洲，三潭印月，王勃侍郎阁楼上，一人共之，呼之曰：“彼何人？”对曰：“堪眼者也。”此人，“Hundred-Eye Dragon”即是也。如此形容，乃及《滕王阁序》之清丽流畅，其自然，其灵动，其妙绝。以此之故，王勃之问，“彼何人？”之答曰：“堪眼者也。”荣为中外文人永远的楷模。 今观《滕王阁序》，尚如初之感动：文章之运思诡秘，神采艳润。自开始之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起点凝重，磅礴大气。而当下文导入“临淮仙阁，墨雨千金，鸥鹭寄声，芙蓉如面，参差荇菜，左右采莲，一望无际，漠漠群山，蔽晴日，青天白日，此站之至境。”时，诗意所在。意境之清，其景致之秀，令视听之观者，茫然喜悦。然此时，仅仅为言境之“神明旖旎”，总之成就在于人性关爱，此乃《滕王阁序》能感天动地之关键。 故曰：“既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王勃之戒，正以此喻，教人立志勤学，博极人文，刻苦自勉，坚定忠诚，纵大仇而小廉耻，忘却失乐而追求德义，为人所称，为国所荣。诗云：“夫人之不修其德，未闻其义而行，所以僵仆，殒命不辜也。故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政事之得失，非人力之所能毕得焉，可以因循而盈虚也。故昔者志满于道，而魏公之篡发，非其志也；闵尔所谓辽东者，岂惟区区哉！而大节不毁也。岂其昏乎？其未昏乎？”此之谓也。 观之《滕王阁序》者，宜立志成才，致思用术，信义保忠，深慎内外，以此挑扬之，善见扬名之效；否则，故步自封，贻误前程，而香断烟消，亦必然之事矣。由此，则王勃之《滕王阁序》，不居于文坛之顶，安得名垂百世，久有盛誉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