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三.pdfVIP

刑 事 证 据 法 的 制 度 转 型 与 研 究 转 向 三 (三)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理论进路存在误区 在理论话语层面，我国证据法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证据学的统摄，未能为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 完善提供推进动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近现代证据理论研究主要是西方的舶来品， 长期的思想引介显示出较强的阶段性和功利性，却对西方证据法的发展趋势未能有所回应。我国证据研究 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证据研究主要是借鉴英美证据法的成果，其代表作有1948年 东吴大学法学院编着的《证据法学论》和周荣的《证据法要论》。新中国成立后，该理论脉络被切断了。 在废除“六法全书”的号召下，证据理论界也摈弃了民国时期积累的证据法学资源。随之，苏联的证据理论 资源受到重视，诸如维辛斯基的《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库雷辽夫的《诉讼当事人的辩解》、 拉洪诺夫的《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证言》等证据法学着作相继被翻译、解读，并被奉为经典。1957 年前后，证据法学开始政治化，诸如证据的阶级性等乃是时兴命题，该理论取向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20}。 由于长期以来的理论反复，使得证据理论缺乏必要的知识累积，即使是单纯从理论引介的角度讲，也根本 没能把握住西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