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双碳目标下中国新增长的政策体系.docVIP

邹骥：双碳目标下中国新增长的政策体系 我就双碳目标下中国新增长的政策体系谈三点。 一、2010年以来，中国已经摆脱高碳经济增长路径在实行“大气十条”以后，蓝天保卫战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一个新阶段。在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现有数据表明，国内生产总值、汽车保有量、粗钢产量、能源消费量等信息，其趋势均处于增长态势。而PM2.5浓度、二氧化硫浓度、重污染天数等污染指标在逐年下降，经济增长与污染已经在脱钩。另一方面，通过中国2005年以来GPD增长曲线与二氧化碳排放曲线显示，碳排放排放趋缓并基本上进入一个准达峰的平台期。基于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状况与能耗排放状况、以及不同排放物状况的判断，我们认为，实现提前达峰，并快速减排进入到下行通道，其实意味着更高的增长率和更高的发展质量，这两者在脱钩状态下相辅相成。未来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这都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中长期的发展保持一定的中高增长率，意味着必须达峰且尽早达峰，并进入到排放的下行通道。对于何时达峰，其经济学本质对应的并不是时间节点，达峰的本质是人民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之所以转换成一个时间点，是由于需要对经济增长率有不同判断而产生的，所以回归到其本质，主要还是看中国处于什么收入水平，我们认为当人均GDP在14,000美元左右时的经济结构就应该有对应的达峰区间。中央提出2030年之前碳达峰，这个达峰水平下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估算为100亿吨上下，人均排放在7.2吨左右，这将是一个艰巨而伟大的历史目标，它要比历史上的工业化国家所实现达峰时的人均GDP水平低很多（一般为2-2.5万美元达峰；达峰时的人均排放量：美国超20吨，德国15吨）。中国之所以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发展路径创新以及体制优势，并且在全球《巴黎协定》的约束下，各国都将从被动演变为主动自觉的行动。另外,我们今天在全球可获得的技术水平要比发达国家四十年前的水平总体要高，不同部门的达峰路径与达峰节点会以不同形式展开。二、更快实现碳中和目标有助于培育可持续增长新模式中国全口径的温室气体预计峰值将达到约120亿吨，我们归纳出六个关键领域会对此发力：一是应对可持续的需求，包括节能和提高能效；二是能源部门，特别是电力部门的深度减碳，尤其以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主；三是终端用能部门的电气化；四是非电力低碳能源的转换；五是负排放，包括CCUS、碳汇等；六是去除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这六个领域意味着六个投资领域，将创造新的投资机会。虽然过去几年，中国投资对于增长拉动作用相对较弱，但是相信在复苏大背景下，投资仍需挑更大的梁，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面沿着诸多具体领域识别后预测，“十四五”期间有望达到45万亿的投资总量，其中电力基础设施、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能效竞争力）、低碳城市（低碳建筑）都将是大有可为的领域。三、协同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改善的一揽子政策行政命令、市场手段及教育和沟通在内的中国的政策体系相对完备，当前需要关注的在于政策框架应与气候目标相一致并推动经济增长，如何衔接好各项政策手段与与30/60减排目标的关联，并且最终应体现在技术进步、投资、经济效益等方面。同时，政策体系可以对对实际的技术部署和展开，对降低成本及技术在市场上的迭代，以及对扩大绿色就业和提高竞争力，起到直接推动作用，明确政策政策改革方向。研究碳定价显示，现在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要从100亿吨减到0，在未来四十年间——减排前20亿吨成本为负，此成本可以赚钱，提高能效节省燃料；从20亿吨到35亿吨，成本基本为零，其中涉及能效技术、光伏技术；从35亿吨到50亿吨，大概33元/吨，低于当前碳市场的50元/吨。也就是说，在前50亿吨，中国有信心五年、十年把这些技术利用起来，进入减排的下行通道，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只要碳价高于这些技术成本，中间差即是减排投资者的盈利空间，能够对其形成有效刺激，吸引投资和技术创新，这是碳市场作用的效果。基于此，碳定价机制应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经济激励，而且碳定价机制两条思路要并举，混合使用。一种是碳税适用于小型资源和分散型资源的排放源，如交通、建筑、消费；另一种是排放交易计划适用于大规模排放源，如固定源。将如果将两者混合机制，我们可以利用经济手段涵盖绝大部分排放量。同时，排放交易体系（ETS）在未来改革中需要加强的关键点包括：一是要能够方便的获取碳资产产权，而且实现这种产权；二是扩大范围，从当前电力行业扩展到高碳的工业部门；三是要与金融系统对接，开发碳金融产品，把资本市场和碳市场联系起来，形成局部的市场均衡、市场体系；四是增加碳市场中排放份额的拍卖，提高价格发现能力。最后，我们认为，根据“十四五”期间严控煤炭消费和“十五五”期间减少煤炭消费的战略部署，从电力部门开始，应设置与减碳目标紧密联系的分阶段总量控制目标。初步分析表明，在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