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docxVIP

2021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作者：冯立君?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4期?时间：2022.09.22 　　介于秦汉、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具有“政治分裂与地域性增强、周边民族内迁、社会流动与大规模人口迁徙”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村圭尔语)。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来高峰林立，近年来又在中外学人的共同推动下日趋精细化。那么，在似已题无剩义的焦虑和困境中，2021年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是否又有新的突破?下面对一年来的主要论著进行学术回顾，略分为国家与政治、社会与文化、边疆与域外(即“上”“下”和“外”三个层面)进行评述总结。 　　一、聚焦于“上”：国家与政治 　　关于十六国北朝皇帝权威、正统性、王朝象征的研究持续升温，学者关注的焦点仍集中在直接或间接体现皇帝权力的祭祀与礼仪、巡幸与宴会、行政与财政体制、宫殿与禁军等方面，也有学者从北朝走向胡汉融合的历史趋势的角度考察中古国家面貌。质言之，这一部分属于传统所谓政治史、制度史、礼制史等，即居于“上”者的研究。 　　关于北朝国家及其与隋唐国家关系等重大问题，再次进入研究者视野。钟焓《“唐朝系拓跋国家论”命题辨析——以中古民族史上“阴山贵种”问题的检讨为切入点》(《史学月刊》第7期)商榷了唐朝是“拓跋国家”的观点，认为唐朝皇室族源的核心是一度鲜卑化的汉人而非鲜卑人。该文注意到中古不同族群的政治地位和心态差异，以及北朝隋唐国家核心集团的华夏化趋向细节问题，对于中外史家观点旁征博引，研究视野较为开阔。苏航《从价值同构看北朝的文化变迁和民族凝聚》(《历史研究》第4期)论述北朝以“汉化”为主导的“多元一体化”最重要的历史结果不是“民族同化”,而是“民族凝聚”,亦即各民族通过在高阶价值上的同构化，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历史共同体。中原“大传统”与权威文化的结合，无疑是其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途径。该文是近年比较少见的由理论推动而非由史料推动的中古史研究。其与钟焓一样都反对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拓跋国家”学说，强调厘清文化变迁主次，不能忽略关陇集团以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族裔和文化背景，以及统治阶层的权威价值结构已经与中原“大传统”合流的事实。 　　关于皇帝巡狩、祭祀、个人生命史，仍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刘莹《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史事再考——以〈南巡颂(并序)〉为中心》(《历史研究》第3期)揭举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保存的高允《南巡颂(并序)》文本，考证此次南巡活动的历史细节，并从衡水之宴的记载推测北魏前期交聘宴会的仪式场景，将文成帝南巡活动视为北魏游牧传统和华夏政治传统元素的融合。李磊《历史论述与地域统合：刘曜的国号选择与十六国新法统之创建》(《中国史研究》第4期)从具体处境考察定国号为赵对政权建构的意义，推测“赵”与司马颙王号、司马颖统治区存在关联，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团结关中流人，且可接续北单于、汉皇帝之法统，还断言刘曜亡命朝鲜有“传奇性”,但未予论证。侯旭东《天下秩序、八王之乱与刘渊起兵：一个“边缘人”的成长史》(《史学月刊》第8期)从刘渊个人具体政治际遇来理解其对于晋朝天下秩序的观感，以 及在八王之乱中之所以能够与五部匈奴取得联系的原因，既分析被动的因素，也揭示刘渊个人的主动因素，与阶级矛盾分析中的必然性结论不同，具体论证有史料辨析和史学理论底色，使一些常见史料和已知事实展现出新的历史面相和人生启 发。 　　汉唐的政治体制演变是中古史研究优势领域，学者继续奋力探索贯通性问题和关键性问题。楼劲《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通过观察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总结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的变化，将其根本原因归于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却主要源自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揭示汉唐间这一变化的背后是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后期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杨际平《论北朝隋唐的土地法规与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为旧题新论，探究《地令》或《田令》是土地制度还是法规，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传统问题。该文综览新旧史料，交织中外学人观点，揭示北朝《地令》体现了土地国有理想与土地私有现实的矛盾，而北魏、北齐实施的是鲜卑拓跋族聚居区授田制、汉族聚居区限田制的双轨制。《地令》或《田令》只是上层建筑中的法规，不决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未改变古代私有土地的绝对优势地位。王万盈《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史学集刊》第5期)从财政体制与税收嬗变视角探讨北魏国家治理问题，通过分析平城、洛阳时代财政体制，认为随财政体制的转型和完善，国家财政收入虽一直上升，但财政体制的南朝化等导致官员数量激增、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军费开支猛增，加上土地制度弊端导致财富聚集于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