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还是寻租：中国转型制度环境与企业家才能配置和创新视角下的浙江纺织业产业升级分析.docVIP

PAGE II 创新还是寻租：中国转型制度环境与企业家才能配置 摘 要 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腐败日益猖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何解释这两种现象的并存？本文试图运用熊彼特（Joseph.A. Schumpeter）、鲍莫尔（William.J. Baumol）和墨菲（Kevin. Murpy et.al.）等发展的有关制度环境和企业家行为关系的理论框架对此加以分析。我们认为，上述两种现象之所以在中国同时出现，1994年以前，是改革形成的变通型制度安排释放企业家才能的结果；1994年以后，则是由于转向市场经济的整体推进改革进展缓慢，政府在制度建设上存在不当作为和不作为所致。克服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负面现象的基本途径，是加快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完善市场制度和建立法治。 1. 引言：中国之谜 中国过去近30年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黑白兼具地混合的画面： 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发展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强劲增长。1978－2004年，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长率9.4％，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率8.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6.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7.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与此同时，1978－2003年期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6.7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3.7平方米和27.2平方米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4）。 数据引自World Bank database。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中也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腐败和贫富差距扩大。在中国，腐败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已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腐败现象不但未见有所收敛，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贪污受贿案件数量众多，每年都有大量官员受到刑事处罚。据中国官方信息，1998－2002年期间，各级地方法院共审结贪污贿赂案件99,306件，2662名处级以上官员被判刑，较上一个5年增长了65％ 数据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网址：/work/200303280001.htm。。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 数据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网址：/work/200303280001.htm。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如果说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优秀人才的创新活动；而腐败又与他们的寻租行为有关的话，那么，为什么一方面许多人从事了大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生产性活动，而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企业家才能被运用到寻租领域？如何解读这种两极并存的现象？在本文中，我们试图运用熊彼特、鲍莫尔、以及墨菲等人发展的关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上述的中国之谜。 自从熊彼特讨论企业家创新的著作发表以后，企业家才能一直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Schumpeter，1934）。鲍莫尔（Baumol，1990）扩展了熊彼特的分析框架，他指出，企业家才能在一切社会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即通行的博弈规则及由其决定的经济报酬结构下，企业家会在生产性活动或非生产性活动之间进行自己才能的配置，以便获取最大的利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 这里的生产性活动包括制度改善、市场发现和技术创新等活动，而非生产性活动则包括权力寻租、形成垄断组织和盗窃，等等。 这里的生产性活动包括制度改善、市场发现和技术创新等活动，而非生产性活动则包括权力寻租、形成垄断组织和盗窃，等等。在本文中，我们把创新等同于生产性活动，而把寻租等同于非生产性活动，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讨论到1994年为止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产生的双重影响；第三节我们分析1995年以来改革推进的延缓如何导致了寻租活动的蔓延；第四节是简单的结论。 2. 1994年以前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产生的双重后果 改革以前，整个中国经济被组成为一个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 列宁（1917）。，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有才能的人士发挥其才能以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