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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变与重构区块链技术的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进入信息社会。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一方面促进了信息传播与交流，提高了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能；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互联网合作与治理的争端，削弱了全球性合作的动力。为有效解决争端，国际社会相继提出了网络自由主义、多利益攸关方及主权国家回归三种治理模式。然而，这三种治理模式并未有效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隐私、发展及信任等公共议题。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恰恰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了可行进路。然而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单一的区块链技术不能有效解决网络空间公共议题。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以后，全球互联网治理面临更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本文从主权区块链入手，通过分析全球互联网治理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提出可能性解决路径。 一、 对网络空间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关注 针对网络空间治理，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两大主张。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网络自由主义”;二是以中、俄、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主张“国家回归”与“再主权化”。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两大阵营在既有国际机制与制度安排约束下，坚持不同的治理理念。如美国倡导网络空间自由主义，极力限制主权国家政府在网络空间的权力，以维系其在网络空间关键资源和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中国则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强调联合国框架的作用，认为主权国家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由于治理理念的差异，两大阵营围绕互联网基础架构和关键资源展开激烈博弈。整体而言，两大阵营之间的博弈具有以下核心特征。 第一，美国等国家倡导网络自由主义，本质是强化其对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从表象上看，网络自由主义倡导“去国家化”,认为网络是一个无界的自由领域。而就其实质而言，美国是以网络自由主义为由实施控制。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网络空间应该是非政治性的一种纯技术的存在。例如，约翰·巴洛从虚拟空间治理出发，在《网络独立宣言》一书中极力反对政府这一“铁血巨人”对虚拟空间的管制。在他看来，政府在虚拟空间没有主权。 第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倡导网络空间主权，认为主权国家对网络空间治理拥有合法的管辖权与治理权。其一，中国等新兴国家认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自由是受国家主权和制度约束的。尤其当下的网络信息安全、网络侵权及网络犯罪等问题日益凸显，网络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即便是以“网络自由主义”为外交旗号的美国，也在积极谋划网络法规，如网络信息共享与保护法案、保护知识产权法案、保护网络国家资产法案等。 第三，多利益攸关方的共同愿景与单边霸权的矛盾持续存在。“多利益攸关方”指的是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及国际机构等多主体在网络空间达成共同治理的愿景。 总而言之，互联网治理理念背后的逻辑，是国家网络主权意识的萌芽及对国家利益的关注。美国推行网络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在网络空间关键资源、关键技术和规则制定方面的垄断地位。 第一，网络空间发展失衡问题日益凸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优势资源与技术控制，掌握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如在2012年迪拜举行的国际电信大会上，中、俄和巴西三国共同倡议以网络主权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治理，得到参会国家中的89个主权国家的支持。然而，美国却使用外交手段联合欧盟反对此倡议。最后的结果是55个国家没有签署支持网络主权的相关文件。 第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由于各国在安全保障能力上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网络攻击的对象。例如，2013年棱镜门监听事件，引发了新一轮网络攻击与网络渗透风波，给各国网络造成全面威胁。棱镜门事件表明，美国已经将其在传统领域谋求绝对霸权与安全的战略，投射到网络空间。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治理已从单纯的技术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如2017年爆发的全球多起勒索软件病毒，导致多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银行金融、医疗机构瞬间陷入全面瘫痪状态。网络攻击对现实物理空间已经产生实质性的破坏，不仅给主权国家安全造成全面的威胁，而且给国际秩序注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此外，网络安全问题备受诟病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个体隐私保护不足。例如，美国第二大医疗保险服务商Anthem公司信息系统被黑客攻破，近8000万员工与客户资料被盗。无独有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健康服务系统(UCLA Health)450万份档案资料发生泄漏。 第三，网络空间信任关系十分脆弱。发展失衡与安全问题，折射了网络空间行为主体信任缺失的问题。首先，网络空间中心化的信任机制本身存在不足。网络空间的信任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权威机构的信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是主要的信用供给者，但是中心化本身也存在信任缺失的问题。 第四，网络空间治理规则存在着根本分歧。尤其是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中，美国一直采用“双重标准”。以网络手段搜集情报增进国家安全为例，一方面，美国宣称通过网络手段窃取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