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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食货志》中河西地望新探 《魏书》第110卷《食品志》写道：“我们祖先的和平，决定秦龙，确保河西的水草安全，并认为这是一个牧区。”。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 顾祖禹的这一结论影响久远,后世学人均未曾提出疑义,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持此说法。兹举几例: 1.史念海《河西与敦煌(下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引用《魏书·食货志》这段话,认为所指“河西”即河西走廊,当时畜牧业更注意于戎马的繁殖。 2.宁可《河西怀古》(载《丝路访古》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中写道,北魏拓跋焘以河西走廊为牧地,“畜甚蕃息,马至二百余万匹, 3.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第一册(农业出版社,1984年2月)对《魏书》这段话的注中云,北魏“在河西走廊发展畜业,对北魏军事、经济势力之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亦将“河西”指认为今河西走廊。 4.辛敏《漫话古凉州》(载《红柳》1984年2期)亦云,由于河西走廊“水草丰茂,气候适宜,北魏将这里作为畜牧业基地,大力发展养畜业,产量最高时,马发展到二百余万匹,骆驼一百万只左右,牛羊则无数。” 5.田恒江、周德广《丝绸之路漫记·甘肃分册》(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中《焉支山》一节亦引用《魏书》这段话,持同样看法,认为北魏曾把河西走廊作为它的广大牧场。 6.鲜肖威《历史上甘肃的森林和草原》(载《经济地理》1984年3期)云,河西走廊在“西魏”(按,为北魏之误)“已是水草丰美的牧区,这里养马达200多万匹,骆驼半之,牛羊无数。仅马和骆驼的总数比现在整个河西地区(包括祁连山和阿拉善)还要多几倍,而人口总数仅为现在的十分之一,每人平均养马15匹,骆驼7头。”(按,所言当时人口占现在的比例和人均养马、养骆驼数量均误差很大,详后)。 7.《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一书在《甘肃的自然环境与形胜》、第六章第四节《南北朝时期的陇右、河西》和第七章第三节《丝绸路上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等3处,都引用《魏书·食货志》这段原话,同样认为其“河西”即河西走廊(见该书第19、265、310页)。 8.魏明孔《北魏太武帝开发河西的决策》(载《开发研究》1988年5期)和《隋代河西地区的畜牧业》(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6期)两文中亦引用《魏书·食货志》这条史料,认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充分发挥河西(按,指河西走廊)的地方优势,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与实地考察,毅然在河西地区大力发展畜牧业,不久便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马匹存栏数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头。并以河西为基地,不断地向东、南扩展畜牧业场所。” 9.张军武《研究古代河西开发史,为发展河西经济服务》(1986年全国历史地理暨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论文)亦认为《魏书·食货志》中的“河西”即是河西走廊。 10.陈爱珠、徐勤《丝路重镇武威》(载《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94页)转引上云《读史方舆纪要》那段话,认为北魏太武帝以凉州为牧地,“畜甚蕃息,马至二百万匹, 11.王秉德《张掖何时叫甘州》(载《张掖史话》,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亦同上述看法。 由此看来,自顾祖禹以来的“河西”这一说法似已成定论,在史学界、地学界中的影响不可谓不久,不可谓不广。 《魏书·食货志》之“河西”果真指今河西走廊吗?河西走廊在北魏时期果真拥有那么多牲畜吗?这一问题不单涉及“河西”这一地望是否准确,而且还关乎正确评估河西走廊当时畜牧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及其变迁的问题,可谓中国西北史和干旱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切不可向声背实,轻率地下结论,必须细细考辨、推敲。 一 鄂原和走廊 考之史籍,历史上“河西”一地曾是一个相对概念,并非一直专指今天的河西走廊。就是在北魏一代,“河西”一词亦有两种含义,一指今河西走廊(以下简称走廊),一指晋陕间黄河以西的鄂尔多斯高原(包括陕北部分地区和宁夏东部一些地区,以下简称鄂原)。前一含义是沿用以往的习惯称法,早在汉代即有此称呼。如《史记》卷30《平准书》曰:“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卷29《沟洫志》曰:“自是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上云“河西”学界普遍认为皆指今走廊。北魏时河西的这一含义仍在使用。如《魏书》卷69《袁翻传》载:“河西捍御强敌,唯凉州、敦煌而已。”《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太延中,有一父老投书于敦煌城东门,忽然不见,其书一纸八字,文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又于震电之所得石,丹书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带石,乐七年。’……牧犍立,果七年而灭,如其言。”显而易见,这里的河西指走廊无误。 然而,检索《魏书》,所载“河西”一词的含义更多的则是指鄂原,而非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