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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真兴钱的历史影响 形状与芒属不同。年号与尊重国旗相同。 先我搜奇具双眼, 赫连泉舍雪堂翁 ——方药雨《古化杂詠》 东汉以前, 市面上流通最普遍的是五铢钱。该币最初于汉武帝元狩五年 (公元前118年) 所铸, 铜制, 面文篆书, 云“五铢”, 故名。“铢”是我国古代衡制中的重量单位, 其重量值史家历来说法不一。据《汉书·律历志上》:“一龠容千二百黍, 重十二铢, 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 十六两为斤。” 东汉末年, 军阀豪强割据, 各自为政, 经济凋敝, 以交换为媒介的货币几乎近于废弃。五铢钱几废几兴。先后又出现了小钱、四铸钱、大钱、二铸钱、一铸钱、六铸钱, 致使“名实混淆, 民听眩惑” 在十六国时期钱币几近废弃的背景下, 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中所收录的一枚“大夏真兴”币, 就理所当然地被学界视为大珍。据载: 喜海案:吴门顾湘舟沅茂才藏有此泉。正书径寸, 重郭, 字微, 含隶体。……文自上右旋读, 重郭。如货泉式。穿甚大。道光甲午嘉平湘舟以墨本见寄 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别录》云:“大夏真兴制作悉仿新莽。”又引郑家相语:“大夏真兴钱, 大穿重好。类莽遗制……” 然对其年代的考述却有分歧。一说为近人所制。《古泉汇考》疑近代作, 列入无考品: 陈锺溪得於甘肃, 以赠湘舟者。洵奇异之品也。然六朝各泉皆有铢两遗意, 而此则以泉文纪元, 恐未确耳。如确是勃勃所铸, 则纪元不始于孝建矣。以凉造新泉证之, 六朝时已有泉文著国号者, 后之大唐大宋皆有所本也 一说为十六国时期大夏真兴年间所铸。方药雨《古化杂詠》云:“罗雪翁先年得之。殊珍视, 遂以名舍……” 郑家相解释说: 原为李氏物, 后罗雪翁得李氏藏泉。此钱遂归罗氏。罗氏断为夏赫连勃勃之真兴年间所铸。因自号其居曰赫连泉舍。盖大夏乃国号, 真兴乃年号也 笔者赞同罗振玉的判断。翁树培的《古泉汇考》资料搜集丰富且完备, 但对“大夏真兴”的考述却值得商榷。 首先, 翁树培认为从三国吴、东晋到南朝宋、齐、梁、陈各朝的货币“皆有铢两遗意”, 而“大夏真兴”以泉文纪元, 故不可能产于六朝。这种说法看似合理, 却容易漏掉历史真实。为此, 丁福保提出疑义: 犹以铢两遗意相绳谓钱文似近代物, 得非谬甚?彼太平百钱、定平一百。汉兴, 其有铢两遗意邪? 历史的发展既有普遍性, 又有特殊性。特殊性孕育于普遍性之中。考证历史, 一方面要注重客观史实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它的特殊性。二者皆不可忽略。六朝时货币的确大部分记有铢两, 但由此并不能推断当时所有的货币都是如此。 其次, 作者以凉造新泉为证, 指明如“凉造新泉”以“泉文著国号者, 后之大唐大宋皆有所本也”。言即“大夏真兴“既有年号, 又有国号, 不符合后世泉文只著国号的惯例。这显然不能构成否定大夏真兴铸造年代的因素, 其推理方法是错误的。 罗振玉说的正确性另有实物为证。1976年, 陕西靖边出土一枚“大夏真兴”币, 目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陕西靖边在公元五世纪初确属大夏国都统万城附近, 故该币应为大夏国之物。另外, 其形制仿莽泉, 径2.2—2.3厘米, 重2.2克, 面文录书, 基本符合史书记载 “大夏真兴”乃货币史上“奇异之品”。其出土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首先, 它为中国货币史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正如郑家相所说:“当时纪铢两之泉渐衰, 纪寶字之钱未兴, 而泉文之纪年号者则已渐肇其端矣。然国号年号同著为泉文者唯见此。” 其次, 它为魏晋史学, 特别是大夏国史拓展了新的研究对象。西晋末年, 战争频仍, 民族动乱, 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萧条, 手工业减缩, 货币近于废弃, 商品交换受阻, 商业几乎停滞。然而, 区域性地方货币的出土, 却印证了除物物交换外, 尚有商品流通的存在。借此, 我们可以窥探出大夏国的经济绝非过去文献记载和人们想象中那样的落后、原始。 “大夏真兴”枚数不多, 遂备受青睐。文人墨客乐此不疲。罗振玉独具慧眼, 考定此币, 其史学功绩当予肯定。故方药雨老先生会大发感慨, 写出了如文前的诗句。 该论文由曹永年教授和肖瑞玲教授悉心指导, 2006年6月被评为内蒙古师范大学优秀硕士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