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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 谭其骧 一 提起黄河，人人都知道它在解放以前是一条灾害性很严重的河流，经常闹漫溢、决口、改道。这是历史事实。但从整个历史时期看来，黄河水灾的频率与严重性并不是前后一律的。我在1955年5月为中国地理学会所作的一次题为《黄河与运河的变迁》的讲演词1[?]里，已着重指出了这一点。在那篇讲演词里，我把从有历史记载以来直到解放为止全部黄河历史，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前后二期，指出黄河在前期决徙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只是到了后期，才变成决徙频仍，有害无利，并且越到后来闹得越严重。同是这条黄河，为什么前后情况大不相同?我把原因归之于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被淤废。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种看法基本上不错。可是尽管不错，却解决不了黄河史上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几千年内，黄河的灾害并不是一贯直线发展，而是中间有过一个大曲折的;森林与草原既然在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与湖泊既然逐渐在被淤废，那末黄河的灾害按理应该是一贯直线发展的，何以会中间出现大曲折呢?在那篇讲词里，我只是含糊笼统地说河患前期少而后期多，所以乍听起来，似乎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只要我们把前后二期黄河的决溢改道稍稍具体排比一下，马上就可以发现:前期的灾害诚然比后期少，但在前期本身范围内，显然并不是越到后来闹得越凶。那末又是为了什么呢?说老实话，当时我并不能解答这一问题。 现在让我们先把唐以前即前期黄河决溢改道的具体情况叙述一下。在这一期中，又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从有历史记载即殷商时代起，到秦以前。在这一千几百年的长时期内，关于黄河决溢改道的记载很少。商代屡次迁都，过去有人认为与黄河决溢有关;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充分论据。西周时代，也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春秋时代有一次改道，就是周定王五年那一次2[?]，通常称为黄河第一次大改道。战国时代溢了一次3[?]。决了三次4[11]; 而三次决口都不是黄河自动决，都是在战争中为了对付敌人用人工开挖的。这时期河患记载之所以如此之少，一方面应该是由于上古记载缺略，一方面也是由于那时地广人稀，人民的耕地居处一般都选择高地，虽有决溢不成灾害之故(再有一方面也不容否认，那就是其时森林、草原、支津、湖泊还很多，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也确乎不会轻易决口改道，除非是遇到特大洪水。 第二期，西汉时期。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起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止一百八十年中，黄河决溢了十次之多，其中五次都导致了改道，并且 决后往往听其漫流，历久不塞。要是决后即塞，从当时情况看来，决溢次数势必更多。决溢所造成的灾害很大，泛滥所及往往达好几个郡，好几十个县，坏官亭民居以数万计，浸灌良田至十余万顷。当时下游濒河十郡，每郡治堤救水吏卒多至数干人，岁费至数千万5[12]。可见西汉一代的河患是很严重的。因而也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重视，司马迁就写了《河渠书》，班固就写了《沟洫志》。这两篇书的内容虽不是完全讲黄河，但主要是讲黄河;从篇后的“太史公曰”和“赞”看来，作者载笔的动机也显然是有感于河患的严重。 若是单把第一和第二两期比较起来看，虽然中间的变化太大，未免觉得有点突然，毕竟还是合乎原来所假定的河患日趋严重的规律的，还不容易看出问题(问题显示在:到了第三期，河患却又大大地减轻了。 第三期，东汉以后。黄河自王莽始建国三年决后不塞，隔了将近六十年之久，到东汉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夏天，才发动了数十万劳动人民，在我国历史上著名水利工程师王景的主持之下，大致按着始建国以来的决河经流，从荥阳(故城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到千乘(故城在今山东旧高苑县北)海口千有余里，大规模地予以修治。到第二年夏天，全部工程告竣(西汉以前黄河在今河北境内入海，此后即改由山东人海)。6[13]从此以后，黄河出现了一个与西汉时期迥不相同的局面，即长期安流的局面。从这一年起一直到隋代，五百几十年中，见于记载的河溢只有四次7[14]:东汉一次8[15]，曹魏二次9[16]，西晋一次10[17];河水冲毁城垣一次，晋末11[18]。到了唐代比较多起来了，将近三百年中，河水冲毁城池一次，决溢十六次，改道一次”12[19]。论次数不比西汉少，但从决溢的情况看来，其严重程度显然远不及西汉。就是景福二年(893年)那次改道，也只是在海口地段首尾不过数十里的小改道而已。总之，在这第三期八百多年中，前五百多年黄河安稳得很，后三百年不很安稳，但比第二期要安稳得多。 在河患很严重的第二期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基本上安流无事的第三期，这一重大变化应如何解释?历史记载有所脱略吗?东汉以后不比先秦，流传至今的文献极为丰富，有些小范围内的决溢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