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中感叹时光易逝的主题.docVIP

中国古代诗歌中感叹时光易逝的主题 中国文化把人与天地万物看成一个整体，在“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与我齐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人”一体的整体思维中感悟生命的存在。[3] 由而作品中生发宇宙无穷而盈虚有数的悲感体验。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作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胜”，“所以游目乘怀”，由乐而生悲，“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感叹生命之短促和渺小，发“生死亦大矣”的悲叹。唐王勃《腾王阁序》中有“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宋苏东坡《前赤壁赋》中在“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羽化而等仙”的忘我境界中，感悟自我的在宇宙和历史存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粒”，“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万物的欣欣向荣体现了生之美好，而对生的热爱和怀念往往促使中国古代诗人对生命流逝的思考和畏惧。所以就有中国古代抒情作品中“兴尽悲来”的传统，这种由乐而悲的“悲”其实是很有美学审美价值和认识意义的，它伴随着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体验，伴随着他们的生之快乐，如影相随，挥之不去，从而形成了快乐就是感伤的永恒不幸。然天人合一文化中的天命观试图对这种悲剧进行和解，《兰亭集序》为“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生死亦大矣”可虽曰天命，“岂不痛哉！”。东坡谓“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矣”，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和解生之有限的悲剧，于有限中寻找永恒，于有生之年去享受“造物者之无尽藏”。 叔本华说，悲剧并不叫人听天由命，这似乎是对天命的一种反抗，而这种反抗本身就是悲剧。东坡这种悲剧和解，有叔本华所谓“征服恐惧和怜悯之后，在巨大的不幸和最高的牺牲面前保持永久的欢愉”[2]的意味。 中国古代的抒情主人公在盈虚有数的伤感下，往往有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感叹。孔子于川上，犹有“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的感慨；曹操于《短歌行》中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的悲叹。李白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的悲吟。陆机《叹逝赋》中写道：“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逝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是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毕华，草无朝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如其素。”人生如川水流逝，亲故在时间的河里凋零离散，而江河依旧，草木春华秋实，历万世而常然，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中“物是人非”的人生悲剧。中国古代诗人的这种人生悲剧的感悟的抒发往往习惯于寄托于一些物象。如江水向东不绝的流逝，明月静谧的永恒。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就是在江和月的静谧的意境中，在江河永恒、明月永恒而人世更替的思考中感悟人生之悲的。诗人们还把这种感怀寄托于对历史名胜的凭吊、对前人的缅怀：“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黄鹤楼》）；“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唐王勃《滕王阁》）。在历史的长河中感怀人世的更替，实则从历史的角度反思人生的悲剧，抒发伤逝之感。人世要面临这样的悲剧，而历史及历史中的英雄又何然？“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长空淡淡孤岛没，万古消沉此向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唐杜牧《登乐游原》)；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感喟历史和历史中的人及其事业在时间的长河中的消逝磨灭。[4] 这是人的意志所不能改变的悲剧的存在，一切终将逝去，古今皆然。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感叹历史风云人物逝去，也只能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无奈。 这种人生感悟同时还触发了中国古代诗人的“伤春”情怀。春天是生命力的表现，是生之快乐的象征，然而如上所述，正因为感生命的美好悲其短促易逝，不禁由乐景而生悲情。唐刘夷希的《代悲白头翁》“洛阳城中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春华妩媚，自然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而青春年华转瞬即逝。他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以花相似而人不同的意象，深藏着诗人对生命短促的悼惜之情。北宋的富贵词人晏殊的名句“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浣溪纱》）；“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种人的意志所不能挽回的情景，即使只是一个人一时无名的悲感，也蕴含者人类自古以来即无可奈何的悲感，由此感到人类普遍的永久不可逃避的命运。[1] 清王国维曾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评，认为悲剧有三种，第一种是由坏人作恶造成，第二种是由偶然的意外造成，这两种悲剧尽管可不幸，但毕竟不是人人无法逃避。最可怕的是第三种人人无法躲避的人生悲剧。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