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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简中的课赋征役 兵役是地主权力迫使“族长”承担的封建义务。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汉代,徭役的征剥量较之田租、口赋重得多,对农民所带来的痛苦亦最为深广。因此,当我们考察汉代的阶级关系时,既要注意当时的土地占有形态及租赋搜刮方式,也要十分重视研究与此相关联的徭役制度。但是,由于史文简缺,我们对西汉的役法,至今仍有许多问题纠葛不清。本文对此只是提出一些问题,作个简略的探索。 一、 什伍的征役原则 徐干在《中论·民数篇》曰:“庶事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全面控制编户人口,这是封建政权制土处民,课赋征役,组织军旅,建典立度的基础。 西汉政权,为了解决“民数周”,尽可能多地控制“编户”,以保证赋税、徭役的征调,它所依靠的基层工具就是乡里、什伍组织。所谓“什伍”,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这种“什伍相保”、控制人口的基层组织,不始于汉,早在战国时期,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就已存在。如《史记·商君列传》曰:“秦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又《秦简·傅律》载:“匿敖童及占 据《续汉书·百官志》云:当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宋人陈傅良在其《历代兵制》中亦曰:“为户籍什伍,孝公用商鞅,初为辕田,遂破井田,开阡陌,以前后汉参考秦法,五户为伍,什户为什。”这种乡里之下的什伍组织,最了解社会下层,实际上是封建国家在政治上的神经末稍。正如马端临所说:“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什伍组织作为一个基层的统治单位来说,它的基本任务,主要是贯彻封建国家下达的各种“政令”,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则是使“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互相检举 有身便有赋,有丁则可役。汉政权当它控制了“民数”以后,如何进行课赋征役?具体征役时的根据是什么?首先,基层官吏皆备有专门的“役册”。这从考古材料可以得到实证。如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的简牍记载: 这个役册的简文,尽管粗略,然其意思基本清楚。它说明当时不仅是按户征役,而且对徭役的调发情况,必须履行严格的登记手续。所谓“行”者,赴役也。谁去赴役?情况不一。或户主本人(如)赴役;或家里其他丁壮(儋)赴役;或二户都去(兼行)赴役;杨母智则用“驹”来代役。那怕是少一天,也得记上役册,以备将来追补 关于汉世征役的原则,古人虽然未曾做过完整系统的阐述。但全面考察当时的历史实际,结合参证有关官方文告和诏令,我们仍可看出其在具文上的一些规定。综合所见,大致约为如下几条: (一) 根据年龄，所有家庭都是服务提供商的对象 凡国家“编户”,到了“始傅”年龄以后,每人皆有服役的义务。至于始傅年龄,历有变化。汉初沿用秦制,十五岁始傅应役 (二) 从在役之年看,中国农民在役之年任 凡民一生,在适龄期内,除两年兵役之外,每人每年必须在郡县从事一个月的劳役。汉民的在役年限,如果无爵的农民六十岁为老免之年始终未变,那么,汉初至景帝二年的四十年中,农民一生的在役之年是四十六年,计16,560天;自景帝二年至昭帝元年的六十九年中,在役之年是四十一年 (三) “社会以资行,他人皆百余,何独五。” 在每年一个月的服役期间,役者所需的衣物、钱粮皆需自理。如《汉书·肖何传》曰:“高祖以吏徭咸阳,吏皆送奉钱三,(肖)何以独五。”师古曰:“出钱以资行,他人皆三百,何独五百。”又《汉书·贾谊传》云:“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可见,凡是正值服役者,其所需的一切衣食费用,官方概不负责,必须自理。 (四) 征役原则基础上的剥削 据《续汉书·百官志》曰:“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主知人善恶,为役先后。”一般说,凡是“编户”,不论贫富都必须服役。但谁先役,谁后役,又是有原则的。这种征役先后的原则,乃以善恶为标准。关于“善”和“恶”的解释,自来有鲜明的阶级性。这里讲的所谓“善”,应是指富强的官僚地主,所谓的“恶”,当是指“不法之人”及贫苦的村镇农民。权衡《续汉书·百官志》的意思可能是说,“贫贱”者先役,“富强”者后役,因为秦时征役就是先“闾左”,后“闾右”。晁错曾将“闾左”与“谪戍”对象并列 《史》、《汉》在讲到一些制度时,往往首标“汉承秦制”,或谓“秦制汉氏因之”。汉代的上述征役原则,也基本上沿袭了秦之旧制。当然,某些地方则在秦制的基础上,加以了变通和发展。 西汉政权制订上述征役原则的基础是什么?它凭借什么力量来实现其徭役的征调?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它不是靠经济关系,而是靠超经济强制,靠生产领域之外的政治、法律等强制手段。一句话,封建徭役的征调,是靠非经济的政治力量来实现的。众知,徭役剥削,一般来说,是以生产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