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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武帝初立祖神考 北方魏道武帝建立的礼制并非完全属于中原的旧制度，而是明清时期的旧习俗。所谓“多参加野蛮的仪式，但不尊重旧章”。 关于祭祖神问题,此前学人已有相关讨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主要依据传世文献中与祭祖神、道神的相关记载,讨论北魏国家祭祖神礼与汉魏旧制的关系,进而分析北魏祭祖神礼的来源及其施行的社会背景,以质正于方家。 一 天兴年间诸祖神信仰考 《魏书·礼志一》所载道武帝天兴元年十月:“立祖神,常以正月上未,设藉于端门内,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其中“祖神”云云,或当与祭祀先祖相关,而所祭先祖何所指,则不易确知。 北魏祭祀祖神,时间在“正月上未”,《魏书》又载“未祖”“祖未”之事。《魏书·太祖纪》载天兴元年十二月:“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笔者案:即崔宏)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 祖腊之说,五胡十六国已有之。《晋书·石勒载记下》载晋成帝咸和五年(330),石勒称赵天王,“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子社[祖]丑腊”。 《后汉书》载王莽时期,陈咸与其子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 至于祖神何所指,嵇含之说又有分歧。嵇含《祖赋》云:“说者云祈请道神谓之祖,有事于道者,吉凶皆名:君子行役,则列之于中路;丧者将迁,则称名于阶庭。或云百代远祖,名皆凋灭,坟茔不复存其铭表,游魂不得托于庙祧,智者故以岁初良辰,肇建华盖,挥扬采旌,将欲招灵爽于今夕,庶众祖之来凭。” 祭祀祖神,先秦已有之。《左传》昭公七年:“公将往,梦襄公祖。”杜预注:“祖,祭道神。”《毛诗·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毛诗·大雅·韩奕》云:“韩侯出祖。”均为其例。曹魏博士秦静以为:“古礼,出行有祖祭。” 孙诒让所谓“《风俗通义·祀典篇》及《独断》并谓为共工氏之子修”,今检视蔡邕《独断》,并无此说,《白虎通》则载之。《通典》卷51引《白虎通》云:“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 嵇含《祖赋》云:“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据此说,可知在民间社会,亦行祖祭。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以记载东汉都城洛阳地区风土为主, 汉代祖神所指略有分歧,而北魏祖神具体所指,亦不乏明文可据。道武帝天兴元年以土德自居,源出崔宏奏议,而祭祖神礼的施行,或当与崔宏相关。《史记·五宗世家》唐司马贞索隐引崔浩云:“黄帝之子累祖,好远游而死于道,因以为行神。” 二 土、祀行神礼 曹魏秦静云:“古礼,出行有祖祭……无正月必祖之祀。” 《毛诗》《左传》虽不乏祭祖神的记载,均临行而祭,属非常祀。先秦文献中道神又作行神,《礼记·祭法》载“王为群姓立七祀”,七祀有“国行”,郑玄《驳五经异义》以为国行“主道路”, 祭行神礼在礼书中略存梗概,《礼记·月令》载孟春“祀户”,孟夏“祀灶”,中央土“祀中霤”,孟秋“祀门”,孟冬“祀行”。《礼记·月令》所载五祀之祭,郑玄注兼以祭五祀之礼释之,而郑注云:“凡祭五祀于庙,用特牲,有主,有尸。”孔颖达疏云:“‘凡祭五祀于庙,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礼》文。” 郑玄注《礼记·月令》,以《中霤礼》解“五祀”,蔡邕《独断》亦载五祀礼,如《月令》孟冬“祀行”,郑玄注:“行在庙门之西,为軷壤,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祀行之礼,北面设主于軷上。” 《礼记·月令》及《逸礼·中霤礼》所载祀行神礼,为国家常祀,而在聘礼时,祀行神又为非常祀。《仪礼·聘礼》将行告祢与行章:“又释币于行”,郑玄注:“告将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闻。天子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门,曰行,曰厉。丧礼有‘毁宗躐行,出于大门’,则行神之位,在庙门外。” 《仪礼·聘礼记》:“出祖,释軷,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郑玄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礼。行出国门,止陈车骑,释酒脯之奠于軷,为行始也。” 唐人贾公彦称《仪礼》中所谓记,“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 梁代崔灵恩《三礼义宗》综合郑玄之说,以为“宫内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与道路之神”, 郑玄、崔灵恩、孙诒让等据《仪礼·聘礼》与《聘礼记》,推论道神有行神与祖神之分,更据《逸礼·中霤礼》,推断軷又有宫内、国门外之殊。但祖祭作为国家常祀,两汉已有之,孙诒让所谓祭行神与祭祖神有常祀与非常祀之别,未必确然。 礼书中所载设軷与“犯軷”仪节,东汉社会中所行祖礼尚有其遗意,如《后汉书·马成传》载:“时帝(笔者案:指光武帝)幸寿春,设坛场,祖礼遣之。” 《汉仪》《续汉书·祭祀志下》均载东汉国家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礼颇轻于社稷”, 蔡邕《祝祖文》云:“元正令午,时惟嘉良。” 东汉国家现行祭祖神礼与礼书中所载祭行神礼,在祭祀方位及仪节上,均有不同,则东汉祭祖神礼或当别有渊源,不可混而为一。北魏亦行五祀,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