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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和柏拉图论天人之道 在中国艺术史上，以程思和朱子为代表的理性学者重新审视和解释了“理性”的概念，并将中国哲学的发展推向了顶峰。而在西方哲学史上，在苏格拉底追问事物根本定义的影响下，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论”。程朱与柏拉图所处时代相隔千年，所处地域相距万里，却都对这一“理”字作了深入分析。本文试对程朱之“理”与柏拉图之“理念”作一简要的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窥探中西文化差异。 一、 理作为绝对之形式 宋代理学家重视对“理”的探索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当时社会经历了唐朝灭亡以后长时期的动乱，五代十国的纷争让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此时宋王朝的首要任务便是稳定社会秩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汉唐儒学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发展，无法满足学以致用的要求，儒学的发展必然要进入一个新的形态。因此，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格外重视人事，并且要为人事寻找天道上的依据，从而使其具有稳固的根基。他们重新梳理、阐释“理”这一概念，以“理”为最高核心范畴建立思想体系，使得“理”的本体论意义凸显，然后推天道以明人事，认为此“理”不仅体现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上，而且对人类社会的事物也依旧有所观照。王葆玹先生认为:“在先秦两汉时代，‘理’的含义仅仅指万事万物各不相同的形式，而不是指事物共同的形式。也就是说，先秦两汉时代‘理’的真正含义，是物物有理，而不是物物同理。然而，在宋明，‘理’的首要含义是，物物同出一理，一理即是绝对本体。” 柏拉图“理念论”的提出背景和理论源承与程朱之“理”不尽相同。早期希腊哲学的研究围绕“本原”(arkhe)展开，从时间上向前溯源。自从巴门尼德认识到传统自然哲学的研究方法无法通达真理，便开始扭转哲学研究的方向。他区分了“意见之路”与“真理之路”，认为要想通达真理就必须以唯一、永恒、不动的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自巴门尼德以后，西方哲学家往往不再追问时间在先的本原，而是追问逻辑在先的存在，奠定了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基础。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有限，自然哲学必然走向衰落。但是，希腊人从一开始便把学以致知作为哲学的最高理想，所以当自然哲学的研究方法行不通时，他们必然要重新思考知识的问题。巴门尼德通过“两条道路”的区分指出我们对于始终处在流变中的感性事物不可能形成正确的知识，只有研究唯一、永恒、不动的存在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巴门尼德确定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而苏格拉底则将这一基本原则落实到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即认识事物的定义或概念，亦称之为“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底通过辩证法对概念定义进行了深入探索，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柏拉图开始了其“理念论”的构建。 程朱与柏拉图都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试图重新去寻找世界的所以然之故，因此，不论是“理”还是“理念”都是具有超越性的绝对本体，都是为了解释世界的本质。然而，毕竟理论背景迥异，所以究其理论细节，二者不论是基本内涵还是在认识论意义上都不尽相同。 二、 从定义到概念 在程朱看来，“理”是事物运行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它涵盖天地间所有事物。“理”无处不在且是唯一的存在，万事万物虽纷繁复杂各不相同，然其所遵循的始终是“一个天理”。“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 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共相，事物只有依靠“理念”才能存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苏格拉底致力于伦理学，对整个自然则不过问。并且在这些问题中寻求普遍，他第一个集中注意于定义。柏拉图接受了这种观点，不过他认为定义是关于非感性事物的，而不是那些感性事物的。正是由于感性事物不断变化，所以不能有一个共同定义。他一方面把这些非感性的东西称为理念，另一方面感性的东西全都处于他们之外，并用他们来说明。” 程朱之“理”是事物运行必须遵循的法则，万事万物都共有同一个理，此理“理一分殊”，于具体事物之上各有其不同表现;柏拉图之“理念”是从具体事物之中抽象出来的普遍共相，不同类的事物对应不同的“理念”，有多少类事物就有多少类“理念”。虽然同一类事物都只对应同一个“理念”，但由于现实事物多种多样，“理念”并不唯一。因此，程朱之“理”为一，柏拉图之“理念”为多。当然，程朱之“理”和柏拉图之“理念”也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形而上的存在，但在如何解释形而上之“理”或“理念”与形而下之具体事物的关系上，程朱与柏拉图的观点截然不同。在程朱看来，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相即不离，且此“理”挂搭于“气”上通过“气”流行发用，而柏拉图认为“理念”和具体事物决然二分，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具体事物只能分有或摹仿“理念”。程朱之“理”是能“动”能“化”之“活理”，柏拉图之“理念”是不“动”不“变”之“死理”。 三、 “理念”世界与事物世界的分离 程朱和柏拉图因为各自的理论基础不同，对于知识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