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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数字鸿沟”的本质就是“知识沟”： 传播技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较大的阅读量和较强的理解能力，这有助于他们对公共事务或科学知识的获取； 信息储备。当某一话题在大众媒介出现时，相对见多识广的人注意这一话题的可能性更大，也更容易理解有关内容； 相关的社会交往。教育程度高的人日常行动圈子也较大，会参加更多的社会团体，人际交往更多，由此扩大了与他人讨论公共事务话题的机会； 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接受和记忆。在信息的主动、接受与记忆方面，明显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人们也往往以符合既有信仰与价值观的方式解释、记忆信息； 发布信息的媒介系统的性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人们对发布信息的媒介选择也大不相同。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克·利维（Mark Levy）： 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踞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管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的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而同一个传播机器，却向对方的营垒奉上了权力与财富”。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艾伯特·梅米（Albert Memmi）： 殖民主义的功能就是隐藏技术技能以征服和剥削被殖民者。当前，虽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沟通能力，但新技术不会改变信息分配贫富不均的状况，反而有两极分化趋向：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有者更多，无者更少。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虚拟殖民主义”（cybercolonialism）： 网络中出现的殖民主义将互联网作为压迫的工具，后发展国家正在被迫接受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但互联网并非中立，其内部隐藏着设计者的偏好，西方的理念、知识和传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的结构、体系和文化。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归因的两种方式： 内部归因（internal attribution），认为人的行为与己有关，如人格、态度或个性，这是人们偏好的推论方式； 外部归因（external attribution），认为人的行为与其所处的情境有关，同时假设大多数人在同样的情境下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归因理论的应用与发展 1974年，唐纳德·泰勒（Donald Taylor）首次使用归因概念去研究族群关系，在印度南部对当地的印度教徒进行了归因试验。 结果表明：印度教徒对印度教徒的积极行为更多地予以内部归因，对其消极行为则给予更多的外部归因；与之相反的是，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积极行为给予了更多的外部归因，对他们的消极行为则给予较多的内部归因。 1984年，休斯通（Miles Hewstone）等把群体影响纳入归因的过程，提出了社会归因（social attributions）的概念，揭示了归因的社会本质，即群体成员如何解释该群体成员和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关于社会归因： 归因的起源是社会的，是随着个人理解和认知能力的提高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归因的参照物和目标是社会的； 归因是各社会群体成员所共有的认知方式，一个群体的成员进行社会归因强化了其社会性。因此，社会归因也往往带有定式、偏见以及民族中心主义的特点。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若干统计 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统计发现，在185篇短篇小说中，90%享有良好声誉的任务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仆人、小偷、骗子、赌徒等角色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无缘，这些小说还很容易让读者得出结论：黑人懒惰，犹太人狡诈，爱尔兰人迷信，意大利人可耻。 20世纪80年代的类似统计还发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图书市场中，华人担任角色的小说占全部小说的1.5%—2％。在华人担任角色的每100本小说中，扮演坏人角色的就占75％。在这些小说中，华人不是走私贩毒，就是苦工流氓，向西方国家传染贫穷，散布灾祸。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波普尔（Karl Popper）的主张： 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偏见有错误的成分，也有某些合理、正确的成分；偏见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有消极的一面，同时也有积极的一面。 重要的是，要让理论、偏见或预期在实践中通过观察不断得以修正、完善： 要做到客观性，我们不能依赖于空虚的心灵。客观性依赖于批评，依赖于对实验的批评性检查，尤其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感官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偏见。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第十一讲 民族性格： 文化群体的“平均人格”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