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六典》编纂的历史地位.docxVIP

《唐六典》编纂的历史地位 《唐六经》第30卷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行政法典。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命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改为集贤殿书院)编纂《六典》。玄宗手书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开元二六年(公元七三八年)编成,历时十六年,先后有四位宰相主持编纂工作,朝廷之重视,用功之艰难,可以想见。 《唐六典》以唐朝前期政府组织与行政典章为依据,分别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部门,列以编制品秩,叙以职掌权限,而以历朝沿革、故事入于注中,“一代典章,厘然具备”①1,成为我国历史上行政法的巨典。《唐六典》的编纂与施行,不仅是唐朝封建法制完备的标志,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也是一项创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物的本质往往不易为人们所认识。《唐六典》的名称与它的内容,看上去不尽相符,曾使人们对这部书的认识产生过不少问题。例如,《唐六典》编纂的历史背景,它的性质与施行,以及历史地位等问题,自唐代以来,就曾引起争论,成了一桩历史的悬案。笔者从一九八〇年四月开始,搜集资料,三年于兹,撰成本文。兹因水平所限,谬误之处,尚望国内外学者指正。 一、 关于修署修书 历史上任何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①2。 探讨《唐六典》编纂的历史背景,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唐玄宗的手书六条。韦述《集贤记注》云:“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六典》,上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3《新唐书·艺文志》亦云:“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4 这就点出一个问题:唐玄宗为什么要以《周礼》的六官体制来修撰《唐六典》?对这个问题,以往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对唐制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已故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指出:“唐玄宗欲依《周礼》太宰六典之文,成唐六官之典,以文饰太平”,乃“帝王一时兴到之举。”④5陈先生认为,唐代官制,近因(北)齐、隋,远祖汉、魏,与《周礼》之制全不相同,难强为傅会也。故以徐坚之学,七次修书,独于此无从措手,“后来修书学士不得已乃取唐代令式分入六司,勉强迁就,然犹用功历年,始得毕事。”“但以奉诏修书,不能不敷衍塞责,即使为童牛角马,不今不古之书,亦有所不能顾,真计出无聊者也。”⑤5在现代学者中,关于《唐六典》的认识,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⑥6。 根据陈寅恪先生的分析,我们看到:(一)他指出,唐代官制的渊源是“近因(北)齐、隋,远祖汉、魏,与《周礼》之制全不相同。”这是非常正确的。(二)关于《唐六典》编纂所以艰难以及徐坚无从措手之原因,陈先生所论,似还不够透彻。除了《周礼》之制与唐制全不相同的原因之外,还有其它因素么?(三)关于修纂《唐六典》的历史背景,陈先生认为是“帝王一时兴到之举”,不能不说是失之于粗疏。事实上,唐玄宗所以要仿《周礼》体制编纂《唐六典》,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法律渊源的。 首先,从中华法系的特点探讨唐玄宗为什么要用《周礼》体制编纂《唐六典》? 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是“礼制为本,法制为用”。荀子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①7就是说,礼是确定法律的总纲,是法的指导思想,是法的统率;法必须体现礼的基本原则,受礼的制约②8。“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③9,礼法并用,把教化与惩治结合起来,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 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十分褒爱礼制。到了唐代,儒家经典被放到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神圣地位。唐以三《礼》、三《传》、《易》、《书》、《诗》合为九经,实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唐太宗尤重儒学,尊孔子、颜回为“先圣”、“先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订《五经正义》,颁行天下,成了谁也不敢反对的煌煌法典④10!太宗极爱礼制,五经义疏以《周礼》最好⑤11,官僚士大夫人皆竞读,言必称礼。孔子曰:“制度在《礼》”⑥12,又曰:“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⑦13唐太宗躬亲实践,忠臣如手足,贰臣必严惩。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⑧14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李靖谋逆,被判减死徙边。高甑生原为秦王府功臣,有人到太宗前说情,“请宽其过”,太宗坚持失礼必入于刑,决不宽贷⑨14。唐太宗认为,伤风败俗,悖乱礼经之事,“宜即禁断”,并“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⑩15可见唐太宗是把礼的“尊尊亲亲”看作法律的最高原则。观《贞观律》,基本精神是把礼的规范,变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