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之学与王阳明的良知良能.docxVIP

程朱之学与王阳明的良知良能 作为明初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社会风俗秩序变得越来越混乱。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不能发挥支配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了, 反而成为加剧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王阳明在这种情况下, 反对程朱理学“性即理”之说, 提出“心即理”之说, 反对程朱性理二分之说, 建立心理合一之说, 进而反对程朱“知先行后”、“知行析分为二”之说。正德四年在贵阳文明书院, 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实际上王阳明所讲的“知”就是知的本体, 也就是“良知”, 他说:“良知之外别无知矣。” 王阳明不仅继承孟子的良知良能之说, 而且还延承了孟子的性善论学说。“心自然会知, 见父自然知孝, 见兄自然知悌,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 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 若良知之发, 更无私意障碍, 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 不能无私欲障碍, 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 胜私复理, 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 得以充塞流行, 便是致其知, 知致则意诚。” (《传习录上》) 王阳明不是简单的重复叙述孟子“良知良能”和“四心”之说, 而是在孟子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扩充, 他强调致知格物的工夫, 道德主体除去内心的私欲障碍, 便可达到胜私复理, 进而做到诚心致知。王阳明所讲的“良知”之说体现了道德实践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平等性。 一、 “通情”以使“心之本体”升华为人之“善良” 王阳明在《大学问》讲到:“是其一体之仁也, 虽小人之心, 亦必有之, 是乃根于天命之性, 然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是谓之明德。小人之心, 既已分隔隘陋也, 而其一体之心犹能不昧……故夫为大人之学者, 亦惟在去其私欲之蔽, 以自明其明德, 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性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 而有所增益也。”王阳明认为, 认识天地之性, 人是最多最美的体现了世间万物的本性, 人心则是让你知觉到灵明所在, 世间万物的法则是通过人心所表现出来的, 也包含了世间万物精蕴, 天理则是通过良知表现出来。王阳明说:“知是理之灵处, 就其主宰处说, 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 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 无不知敬其兄, 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 充拓得尽, 便完完是他本体, 便与天地合德。” (《传习录上》) 王阳明认为“知”是“理”的所在, “心”就是“天理”, 他反对朱熹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心”与“人心”一分为二, 并且在朱熹的基础上对“心”进行更加抽象的和更加完整的概括, 通过排除“私欲”障蔽和外物的滋扰, 使“心之本体”升华为人之“良知”。“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 只是一个真诚恻怛, 便是他本体”。 (《传习录》中) “良知者, 心之本体, 即前所谓恒照者也。” (《答陆原静书》《王阳明全集》) 王阳明天理存乎于心中, 而且天理在心中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 只要去除私欲, 心就会天理自然明觉, 良知具体体现就是天理在主体意识中自觉性。“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 不但圣贤, 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 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 即无不是道。” (《答陆原静书》) 良知是人之心的形上本体, 如果人无私欲, 便可循着良知发挥灵明恒照的作用, 良知超越具体人心, 却又在人具体心中发挥作用。良知是天理人心的具体体现, 人与天理是互融一体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是针对程朱知行分二说而言的, 也是为了补程朱理学之弊, 纠程朱学说之偏, 救程朱理学之困。所以说, 王阳明揭“知行合一”之说, 是为了改程朱的格物穷理之说。其目的有三:首先, 纠正宦官、藩王贵戚、贪官污吏等破坏宗法伦理纲常而提出的补救之说。明朝中叶, 政治昏暗, 宦官专权, 藩王贵戚、官僚地主一方面剥削压榨人民血汗, 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的破坏伦理纲常, 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危机。第二, 纠正日趋衰败的士风。王阳明在《山东乡试录》中描述当时的士风日下的景象。“盖今风俗之患, 在于务流通, 而薄忠信, 贵进取而贱廉洁, 重儇狡而轻朴直, 论文张而略道义, 纶形迹而遗心术, 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 其浸淫习染, 既非一日, 则天下之人, 固已相忘于其间而不觉。 (《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附录, ) ”第三,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说, 为了挽救日趋没落的世风, 恢复社会秩序, 达到“知行合一”的目的。他认为把“知行”进行分离, 是为了掩盖行不善为恶的罪恶, 也就是说, 那些臣民们口头上讲“仁、义、孝、悌”, 事实上却“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找到了理论依据。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 知而不行, 只是未知。” 王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 心自然会知, 见父自然会知孝, 见兄自然知悌,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 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就是说见到父亲就知道“孝”, 看到兄长就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