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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立法思考 近年来，强制知识产权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其他双变相互的主题。《多哈宣言》以来的发展更将有关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争论推向高潮。争论的缘起在于WTO中的TRIPS协议提高了专利保护标准,同时对专利强制许可做了严格的限制,以致当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像艾滋病这样的公共危机时,因受到TRIPS协议的束缚,无法有效地利用强制许可制度为本国病人提供廉价的药品。于是,国际社会强烈要求允许WTO成员较灵活地运用专利强制许可,应对本国的公共健康危机。《多哈宣言》及其后的《总理事会决议》在这种呼声下应运而生。为了利用这些文件赋予的灵活性,我国除了专利法中规定的强制许可制度外,新近发布了《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和《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但是,这些相关立法是否充分运用了TRIPS协议赋予的自主权、是否有利于我国灵活使用强制许可制度以适用公共利益需要,却存在很大的疑问。 一、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于1984年3月12日颁布了第一部专利法。该法在保护专利权的同时,对授予专利权的例外和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做了较宽泛的规定。此后,为了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先后于1992年和2000年对专利法做了两次重大修改。其结果是加强了对专利权的保护,但大大削弱了对专利垄断权的限制,特别是对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做了严格的限制。下面简要回顾我国专利法在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