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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诗歌、引诗解释学论 春秋是一个用诗歌的时代，也是一个使用丰富的诗歌的时代。《诗》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中所具有的“国际化”地位和“普世性”价值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据董治安先生列表计算, 今本《左传》、《国语》称引诗三百包括赋诗、歌诗等情况的记载, 多达317条。其中见于《左传》的279条, 《国语》38条, 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接受和阐释现象, 我们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称《诗》的方法、原则、特征、性质、动机、目的及其解释学价值与效果进行全面梳理和探析, 旨在充分揭橥它对后代的解释思想和方法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 一、 断章取义的依据 据《汉书·艺文志》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 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 必称《诗》以喻其志, 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 无以言也。’春秋之后, 周道浸坏, 聘问歌咏, 不行于列国。”袁行霈先生认为, “称《诗》”一般包括赋诗和引诗两种形式:前者通常是在盟会、朝聘、宴飨等场合通过吟诵他人诗篇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后者是在言说和著述中援引《诗》里的部分章句以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依据(P23)。 我们先来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一段重要记载: 齐庆封好田而耆酒, 与庆舍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嫳氏, 易内而饮酒。数日, 国迁朝焉。使诸亡人得贼者, 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 有宠, 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 子不辟宗, 何也?”曰:“宗不辟余, 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焉, 恶识宗?” 这就是一直保留到现代汉语中的“断章取义”一语的元典所在。杨伯峻先生对此注云:“古礼同姓不婚, 故云男女辨姓。庆氏与卢蒲氏皆姜姓, 同宗, 故云不避宗。赋诗断章, 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 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 不顾本义, 断章取义也。”(P1145-1146)卢蒲癸为攀附庆舍, 竟然不顾周代同姓百年不婚的礼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他给自己婚姻的合理性寻找到了类比依据, 这就是春秋赋诗断章的现象。显然, 能够作为一种类比和证据使用, 则足以说明赋诗断章在那个时代风行的程度, 尽管卢蒲氏并没有在这里给我们举出一个断章取义的例子。实际上, 这种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变通地择取于己有用之处的思想, 在春秋人物身上较为普遍, 这可能也是断章取义之法为何能在春秋盛行的一个原因。《左传·定公九年》又云: 郑驷歂杀邓析, 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 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 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 取其忠也。故用其道, 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思其人, 犹爱其树, 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 针对驷歂杀邓析却采用其制定的刑律一事, 君子的观点是取其益而弃其邪, 就像《邶风·静女》虽为男女私约之诗, 但其中提及的可作书写之用的彤管之笔却不能因此也被厌弃。同样, 依《召南·甘棠》之意, 既然思念召公, 对与他的经历有关的杜梨树也不要轻易去毁坏。这种对待外物取舍有度的辩证方法我们在其后董仲舒的经权、常变的思想里也能看到, 这其间的承续关系值得深思。总之, 取其有益, 为我所用, 这种态度就是支撑春秋赋诗、引诗断章行为的内在理念。 我们随意选择一则春秋引诗断章取义的个案作代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晋大子圉为质于秦, 将逃归, 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 晋大子, 而辱于秦, 子之欲归, 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 以固子也。从子而归, 弃君命也, 不敢从, 亦不敢言。”遂逃归。富辰言于王曰:“请召大叔。《诗》曰:‘协比其邻, 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协, 焉能怨诸侯之不睦?王说。 这里所引《诗》出自《小雅·正月》第十二章“彼有旨酒, 又有嘉肴。协比其邻, 昏姻孔云。念我独兮, 忧心殷殷”。《小序》谓此诗主旨为“大夫刺幽王也。”孔颖达对此章疏曰:“毛以为言幽王彼有旨酒矣, 又有嘉善之肴矣, 礼物甚备足矣。唯知以此礼物协和、亲比其邻近之左右, 与妻党之婚姻甚相与周旋而已, 不能及远人也。王既不能及远人, 国家将有危亡, 故念我独忧王此政兮, 忧心殷殷然痛也。”(卷十二)显而易见, 《左传》此处所引已经完全没有了怨刺和忧政的本义, 只是借用这两句诗的字面义指出了协调诸侯国关系的重要意义。杨伯峻先生对此注云:“富辰引诗之意, 谓先与左右邻近之人团结亲附, 然后昏姻亲戚得以甚为友好。”(P394-395)而且, 原诗中“协比其邻”的做法是被讽刺和否定的, 但这里却从贬义变成了肯定。可以说, 像这样将诗句从原来的语境和意义中截取并解放出来, 在临时的特定情境中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和情感色彩, 在《左传》用诗活动中非常普遍。 明代钟惺说:“夫《诗》, 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