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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拍中法律伦理的红花 法律伦理是基于道德良知的行为准则的道德规范，是指与法律密切相关的道德规范体系。它与道德关系到道德，并具有规范和限制的作用。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时期, 法律伦理的内容因受地域性、时代性制约, 从而具有一定局限性、差别性。法律伦理所涉及的道德, 不仅仅局限于法律职业道德范围之内, 还应当涉及人们日常法律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明末冯梦龙创作的《拍案惊奇》及《二刻拍案惊奇》 (以下简称“二拍”) 堪称中国文学经典, 是中国公案小说的代表, “二拍”中的公案故事彰显了其法律思维与社会价值。据前人的研究表明, “二拍”的小说79篇中涉及到法律的作品有30多篇, 对于研究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伦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公馆 (一) 道德观念上的满足 作为法律伦理的价值基点, 平等公允既是法律的出发点, 又是法律追求的最终目标。法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朝代对平等公允的追求却是始终如一。希望一视同仁、希望平等公允成为对人们法律伦理的最基本的盼望, “二拍”则贯彻了这一最基本的法律伦理思想, 其朴素思想体现了“天道”观念、罪罚相当、平等公允之伦理思维。“一命抵一命”等公道之朴素思想贯穿“二拍”始终。如《初刻拍案惊奇》之卷三十《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参军冤报生前》中所言:“话说天地间最重的是生命。佛说戒杀, 还说杀一物要填还一命。……”可见, 平等公允是法律伦理之灵魂所在, 平等公允作为价值形态, 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的法的价值目标。 (二) 宣教立守善良的伦理思想 法治在一定程度上是良法之治与良心之治的合体。法治之难, 非法之难, 乃人之难也。法律所应得之尊严与威望, 往往取决于执行者的认识高度, 以及他们对其事业的责任意识的强烈程度。法律良知的重要部分源于人之内心与社会良知的对话, 不能因为某件事情习惯上为社会舆论或以往判决所认可, 就坦然接受, 但也不能无视社会生活中历史的、习惯的因素。法律良知具有道德实践性, 法律良知是一种自觉的道德选择。“二拍”一直在宣教立守良知的伦理思想。比如《初刻拍案惊奇》之卷三十《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参军冤报生前》中, 对李参军一案的描述则教诲人们要有良知, 不可行不义之事。再如《初刻拍案惊奇》之卷三十九《乔势天师禳旱魃秉诚县令召甘霖》中对狄县令力斩两个愚民天师的坚守良知形象的描述同样说明了立心与良知的重要性。 (三) 其他“地热”形象之塑造 清廉如水、一尘不染是自古以来我国对于官吏的祈盼。公正本身就是目的, 而非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法者, 平之如水”, 这样古老的言说至今仍保持着生命力, 是因为人们对公正品质的期望。不廉的官吏, 即便公正, 亦会有不公之嫌。廉洁, 指为政清廉, 做官清白, 不受贿赂, 不贪赃枉法。包拯的清正廉洁法律伦理形象历来是人们心目中的典范, 其不畏权贵, 惩治贪官污吏总能大快人心。“二拍”中也有对包拯的“清官”形象塑造, 《初刻拍案惊奇》之卷三十三《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就将包拯的智勇清廉摆在人们的面前。除包拯外, 其他“清官”形象之塑造也栩栩如生, 让人慨叹。如《二刻拍案惊奇》之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不但对王通判的司法官形象通过事件加以展现, 而且文中直接进行赞扬:“王通判这件事问得清白, 一时清给了两件没头事, 申详上司, 各各称奖, ……。”可见, 清廉执政, 秉公执法, 是“二拍”评价“清官”之标准。 二、 德式观 (一) 礼德法治是统治手段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以儒家宗法礼教伦理为主。儒家文化重视德治、人治, 坚持为政以德, 主张礼法并用, 强调教化对臣民的影响和教育作用。西周的周公开创了伦理与法律并重之先河, 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伦理道德的奠基者。其后至明末时, 礼法并用的主张依然为主导思想, 用礼德和法治两种手段并用来理政和执法, 成为统治者的手段。礼法并用的法律伦理思维在“二拍”中得到了验证。《二刻拍案惊奇》之卷十八《甄监生浪吞秘药春花婢误泄风情》中许公判词写道:“审得甄廷诏误用药而死于淫, 春花婢醉泄事而死于悔。皆自贻伊戚, 无可为抵, 两死相偿足矣。玄玄子财未交涉, 何遽生谋?死尚身留, 必非毒害。但淫药误人, 罪亦难免。甄希贤痛父执命, 告不为诬。李宗仁无心丧妻, 情更可悯。俱免拟释放。”许公当下将玄玄子打了廿板, 引庸医杀人之律, 问他杖一百, 逐出境押回原藉。从许公判词和判决来看, 德与刑、礼与法并用成为当时法律伦理的导向。 (二) 道德教化的手段 “德主刑辅”的主张是由汉代董仲舒在继承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德主刑辅”就是要重德而简刑、大德而小刑, 德治为主, 刑治为辅;先用德礼进行教化, 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 把德与刑结合起来。“德主刑辅”与“明德慎罚”的思想是一致的。为了用教化的方法来推行封建宗法礼教的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