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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艺术博物馆馆藏的19世纪欧洲艺术 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经历了重大变化的时代：伟大的机械生产导致的革命运动给社会各界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冒着黑烟的工业烟囱取代了如诗如画的田园景色,无数丧失土地的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成为拥挤在贫民区的工人。而上层社会则是急功近利的商人取代了温文尔雅的贵族成为城市的主人。在这样一个功利的时代,一个暴富而乏味的时代,却仍然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在寻觅他们的梦想,犹如唐吉诃德斗风车一样,用艺术作武器,奋力搏击着工业社会的实利和平庸,以中世纪的哥特式理想来滋养他们的梦想。他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圆桌骑士一拉斐尔前派。 拉斐尔前派是一个由皇家美术学院几个年轻学生威廉·赫尔曼·亨特(1827-1910)、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1829-1896)和但丁·迦百列·罗塞蒂(1828-1882)等人组成的艺术流派,他们选择了“拉斐尔前派兄弟会”这个类似宗教教团的名字,主张从拉斐尔以前的早期文艺复兴艺术和中世纪艺术中吸取灵感,坚信艺术是达到某种非世俗目的的手段。当时的皇家学院一向以文艺复兴盛期的拉斐尔以来的写实风格作为最完美的典范,导致历史画越来越朝着矫饰和造作的方向发展。在这些年轻的学生看来,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更为真诚和朴实。他们的艺术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回到中世纪文化传统的倾向,因此,在艺术史上又有将之称为“消极的浪漫主义”之说,但这种消极的浪漫主义在当时的英国绘画中仍有一种革新的意义。 拉斐尔前派坚持写实主义,绘画中的每一个物体都来自写生,主张尽可能细致入微地重造文学、历史或他们选上的圣经主题,尽量用心理学和考古学的精确来严格要求自己。鲜明而肯定的形体,细致的细节,清晰、明亮而发光的色彩,这些都是他们创作的信条。 为了捕捉光与色完全新鲜的感觉,拉斐尔前派采用了纯白色的背景,这在当时很少见。后来他们扩展了这一技术,在画画前刷上一层白色底子,并在湿底子上作画,使得色彩更加明亮和透明。 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于1848年正式创立,次年春天第一次举办展览。在皇家美术学院的年展上,亨特展出了取材于14世纪意大利革命题材的《瑞恩兹》;米莱斯展出了取材于济慈诗歌的《伊莎贝拉》《罗伦佐和伊莎贝拉》;而罗塞蒂由于害怕学院反对,将他的《圣母玛利亚的少女时期》送到海德公园自由展出,在那里通常只摆放出售的作品。 他们的作品在画展中显得非常突出:色彩发光而灿烂,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他们在绘画中表现出的新颖性和突出的才能吸引了批评家的注意,当时颇有影响的评论刊物《雅典娜》敏锐地察觉到:“这是由平庸而转向真实的金属般力量的可喜现象,在这里艺术成为一种更高目标的代表。”文中还“期待着罗塞蒂会继续追求这已经有了成功开端的崇高事业”。也有一些评论家在赞扬当中夹杂着对新风格的恼怒。 拉斐尔前派的第一个保护人就是阿尔伯特亲王。1851年,在皇家学院年展开展之前的星期六,王室照惯例在学院的宴会厅举行招待会,在宴会上亲王亲自出面为拉斐尔前派辩护。拉斐尔前派的第二个保护人是著名的批评家罗斯金。他写了两封信,寄给了当时对拉斐尔前派最歇斯底里的辱骂者《时代》周刊,指出他们刊载的对拉斐尔前派的批评实在太尖刻、太严厉了。因为艺术家们为他们的作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也体现出对真实性的追求,他们的劳动不应该受到蔑视。他还在信中对拉斐尔前派的作品发表了独到的鉴赏意见,以反驳那些尖刻的批评。 罗斯金的信无疑标志着拉斐尔前派幸运的开始。他们的艺术终于得到维多利亚社会的认可,并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 米莱斯是这一团体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他出生于南埃普顿,幼年时就表现出非凡的绘画才能。10岁时,他的绘画就获得了艺术协会颁发的银质奖章。据说当时他的个子还没有讲台高,只能站在凳子上领奖。两年后,他进入皇家美术学院,以后又多次获奖,并在18岁那年获得金质奖章,是学院公认的高材生。 米莱斯的艺术以扎实的写实功力,鲜亮的色彩和略带伤感的浪漫情调为特点。在1852年的《奥菲利亚》中这些特点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米莱斯选择了奥菲利亚编好了一个花环,刚要挂到树枝上时跌落在水中将要淹死的情节。米莱斯刻画了这整个悲剧中唯一一个平静、超脱的场面。他描绘了人间最美丽的景色:小溪边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水中长着绿色的苔藓,空气是那么清新湿润,似乎能让人闻到弥漫的芳香;溪水在轻轻歌唱,温柔地接受了这个纯洁而历尽苦难的少女;她仰卧在水面上,美丽而圣洁的脸上露出无忧无虑和超然的平静,她终于摆脱了这个罪恶深重的尘世,结束了无尽的苦难,飘向了天国。 《爱情的终极》的创作灵感来自乔治·梅芮迪斯的一首诗,诗中叙述了一个青年和他热恋的法国公主一起出逃。当他们逃到山顶时,青年人发现恋人已在途中死去。米莱斯将一对热恋的情人描绘在美丽但却险恶的山崖上,被恋人抱起的死去少女的柔美更衬托出对他们的悲剧性命运的无限感伤。 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