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清初士人对切花的鉴赏与评价.docxVIP

晚明清初士人对切花的鉴赏与评价 明初以来，江南学者多次被朝廷故意遗弃。至明中后期,朝廷党争日趋激烈,政治环境更加险恶,特别是到了天启、崇祯年间。迨至清初,江南士人又遭文字狱、科场案、奏销案等接二连三的打压,导致江南民间流行“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慨叹。面对艰难的政治处境,许多江南士人往往萌生退隐之志,追求一种品茗、赏卉,悠游林下的闲适生活。1此外,明清社会存在数量庞大的生员以上的士人阶层,科举出仕之艰难,江南尤甚。他们的人生道路往往充满挫折感,因而彷徨四顾,大多存在一种幻灭心境。好在江南经济商品化程度较高,为士人们的多元生活诉求创造了条件。举凡坐馆授徒、经纪掮客、会计筹算、清客帮闲、文化出版、书记幕僚,甚而至于参与诉讼、武断奇赢、坐收子息等,都能为其衣食之谋提供出路。生活相对优裕、文化水平较高的士人有其独特的性灵生活的追求,鲜花鉴赏即是其中之一。钱谦益说,嘉靖、万历年间,“士大夫闲居无事……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闲征歌选伎,博簺蹴鞫,无朝非花,靡夕不月”。2学界对鲜花的象征意义的文艺美学研究相对较多,3但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加以探讨的则付之阙如。本文以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鲜花鉴赏为讨论对象,考察江南文人文化与休闲生活之状态,以揭示明清江南社会的若干面向,4从而有裨于明清史研究的多元化探寻。 一、 “比德之比德”与“理想国” 中国古人对于景观等的审美理念与西方不同,多强调物象的意境美和人文美,而西方则关注物象本身的自然状态,强调数理关系。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被打上道德的印记,如儒家的“比德之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对于鲜花的鉴赏与态度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一) 以品定案论花 江南士人的艺术鉴赏力极高,中国台湾学者吴智和对中晚明江南茶人集团饮茶性灵生活的索隐钩沉,就充分展示了吴地士人的艺术品鉴赏能力及其生活情趣。举凡书画古董、茶艺棋道、园林设计、栽花种竹等生活艺术吴地士人无不精通,形成一个个品味相投、声气相通的文人集团。江南士人往往将鲜花的姿态与习性以某种符号意象与人类文化精神相契合,作了拟人化的描绘,即采用人类社会生活中诸事项加以比附,抽象出若干鲜花分类方法,以诗意的语言加以表达。笔者大致将其归纳为如下几类: 1. 美人论。传统文人以鲜花比美人并不鲜见。晚明寓宁文人余怀(1617—?)说:“花即佳人,月即韵人,雪即高人。既已赏花醉月映雪,即与对佳人韵人高人无异也。”1清初著名戏剧家李渔(1611—1679)往往语出新奇,他说:“春花肖美人,秋花更肖美人;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秋花肖美人之待年者;春花肖美人之绰约可爱者,秋花肖美人之纤弱可怜者。”2凡此种种,多是将鲜花的姿态类比美人,透过鲜花的外在美,挖掘其所隐含的象征意义。 2. 君子论。梅兰竹菊多被称为花中四君子,其实在江南文人作品中鲜花被喻为君子者绝非上述四种。晚明昆山人张大复评论世人俗见时,认为兰贵蕙贱,缘于兰少而蕙多。张氏认为,“兰气醇远不射[谢],而蕙艳发;兰韵长而蕙微短;等是国香,政堪伯仲耳”,并以李白、萧颖士比拟兰蕙。3张潮(1650—?)《幽梦影》称,“玉兰,花中之伯夷也,葵,花中之伊尹也,莲,花中之柳下惠也”。4张潮显然将玉兰、葵花、莲花之特性与伯夷、伊尹、柳下惠之美德相比拟。 3. 品第论。此论在江南文人文献中比比皆是。袁宏道(1568—1610)专门对诸花进行过品评。他说:“汉宫三千,赵姊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将使倾城与众姬同辇,吉士与凡才并驾,谁之罪哉?”他认为,将名花与众卉相混淆是对名花的不公。他列举了梅花、海棠、牡丹、芍药、榴花、木犀、菊花、腊梅等,认为“诸花皆名品,寒士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独叙此数种者,要以判断群菲,不欲使常闺艳质杂诸奇卉之间耳”。并以史家董狐自比,“一字之褒,荣于华衮”。故其文命名为《瓶史》,颇堪玩味。 同时代的苏州府人吴从先针对有好事家“以品定案”之举,即“以桃李类为艳;牡丹芍药类为名;菊类为隐;莲类为禅”等所谓艳品、名品、隐品、禅品分类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高才既无遗珠,寒素尚有积玉。至平为奇,由清得贵。举红蓼白萍之惨淡,即春海棠亦难居优。蒐水仙石竹之氤氲,纵木芙蓉亦致落地。逸在深山幽壑,可闻不可见者为名。托在华谷茂林,可近不可亲者为隐禅。”5晚明杭州隐逸名士高濂又倡“三品说”。即将幽兰、建兰等数种花卉定为上乘高品,因其“色态幽闲,丰标雅淡,可堪盆架,高斋日共琴书清赏者也”;将百合花、五色戎葵等数种花卉评为中乘妙品,缘于其“香色间繁,丰采各半,要皆栏槛春风,共逞四时妆点者也”;将金丝桃、鼓子花等数种列为下乘具品,以其“铅华粗具,姿态未闲,置之篱落池头,可填花林疏缺者也”。花中三品,“皆造物化机,撩人春色”。6 4. 朋友论。松竹梅被比喻为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