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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辞学的几个问题 对象问题是语言学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学科 对修辞对象的讨论和研究，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界至少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这其间,比较引人注目的大的讨论主要有两次:一次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高校语言课程教学改革的热潮所引起的关于修辞的性质、对象和范围问题的讨论;另一次是80年代初因南京大学的王希杰先生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期上发表“修辞的定义及其他”而引发的关于修辞学对象、范围和任务的重新讨论。几十年过去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重提这一古老话题,显得有些多余,因为它既不新鲜,又无特殊意义——而且,这对象问题,似乎是修辞学界早已解决了的问题! 然而,对象问题, 是一门学科的核心问题,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从认识自己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开始的。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对一门学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语言学家、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之所以对语言学有那么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替语言学家们找到了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P323)但是,对象问题的真正解决,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却又是极其不容易的,往往要经过十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甚至有可能要永远延续下去。记得前苏联有位语言学家就曾经说过,语言学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寻找自己对象的历史。任何科学的发展往往是在对其研究对象的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的。“对研究对象的再认识,发展和开掘新的研究对象或者研究对象的新的方面,都将会推动这门科学的长足的进步。”(P193)而如果“许多的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原先明确的研究对象突然地模糊化、朦胧化,突然地消失了,众多研究者惊诧、惶然、烦恼,一起去寻找他们心中的兔儿……”[2(P183)真的出现在修辞学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重提“修辞学的对象和范围”这一话题,就完全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了。 一、 修辞和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2000年金桂飘香的日子,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它的语言学新产品《王希杰修辞学论集》。整部集子45.7万字,共收论文37篇,按时间跨度来分。可为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王先生在其被语言学界不少同仁称为“里程碑”巨著的《修辞学通论》发表以前的修辞学论述,另一部分是在《通论》发表之后王先生在世纪末的转型时期面对中国修辞学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所做的宏观上的新思考新探索。在这后一部分的思考探索中,王先生花了许多笔墨来论及从前并不太多关注的“修辞立其诚”这一话题,这使我们感觉到了作者的某种不同寻常。带着一种茫然和不解,我们仔细地研习了王先生在不同时期对修辞学对象的有关认识,发现了其中的某些不同和差异,同时也多少探寻出了他对此问题的认识轨迹。 王希杰先生对修辞学对象、定义等问题的特别关注在修辞学界是堪称第一的。十年左右的时光里,仅以“对象、定义、性质”等为题目的修辞学论文就不下6篇。如果说王先生对修辞学的对象及范围等问题的认识可以追寻出一个过程的话,那么,我们以为以下三个阶段的划分大致可以勾勒这一过程的基本面貌: 第一阶段,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面对“五四”以来60年间汉语修辞的研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不科学之处,如把修辞和修辞学仅仅局限在“美化语言”这个狭小的范围之中,局限于修辞格的研究,局限于名人名篇等一系列问题,王先生打起修辞学“向深度广度进军”的大旗,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主张:“把修辞和修辞学定义为‘美化语言’,就必然大大缩小修辞和修辞学的范围”,“今天的修辞研究, 应当打开大门,应当把对科学技术语体、公文事务语体的修辞现象的研究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上去”,“修辞格只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式之一,只能是汉语修辞学的一部分内容。修辞学的范围应当是广阔的……今天的汉语修辞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打破以修辞格为中心的做法,把修辞学从修辞格这一狭窄的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一个广阔的平面上研究各种修辞现象”,“以往的修辞研究,毛病之一就是,一味以名人名篇的用例为标准,只分析名人名篇的语言材料……而且有时对名人名篇又缺乏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只是一味的赞扬叫好……”(P163)“修辞学的对象就是同义手段或语言变体的选择问题”,“明确了研究对象之后,我们觉得当前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广度问题……第二,深度问题……第三,应当注意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问题……”(P181-182) 第二阶段,80年代后期,面对中国修辞学界的异常繁荣景象,王先生并未感到满足,因为,在他看来,“十年前,修辞学界讨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认为传统修辞学只研究修辞格,太狭窄了,没有看清修辞学的真正的研究对象,于是乎提出了同义手段、同一结构、同一形式什么的,……很热闹了那么一阵子。据说,这对近十年来中国修辞学的繁荣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呢!……然而这十年前的一些文章就那么高明地把修辞学的对象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么?非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