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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妾》看任璧莲的文化身份问题 文化身份一直是美国文学科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现代汉语作家任教莲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新的形象：虽然她没有坚持之前的文化认同模式，而是用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观察和分析了文化身份。她在许多作品中质疑并揭示了美国主导社会权力的文化观念，并在处理民族关系、文化认同等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和广阔的“世界主义”视角。然而，正是他的反本主义文化身份观念和“世界主义”立场引起了批评人士的怀疑。 面对质疑, 任璧莲不急于辩解, 而是于2004年推出新作品《爱妾》 (The LoveWife, 2004)①, 继续以虚拟的文学为文化批评手段, 表达其对文化身份及相关问题的新探索、新思考。 一 身份的冲突——焦虑的受害者 《爱妾》由各个人物穿插交互的自白构成。跟随人物时空交错的叙述, 我们进入当代美国一个种族混合家庭的生活, 体验其悲欢离合, 感受交织其中的复杂情感。第二代华裔卡内基·王违背母亲意愿娶了白人女子布朗蒂为妻, 两人抚养着两个亚裔养女及最小的亲生儿子。王妈妈去世前留下遗嘱让中国亲戚兰兰前来照顾孩子们。由于族裔、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对彼此关系的猜忌, 这个成分复杂的家庭发生了种种矛盾冲突, 王家人都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困惑:我是这个家的什么人?这是我的家吗? 透过这个家庭的生活图景, 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多元文化时代的美国社